二，  1951：“《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土地革命的胜利而宣告完成的。这是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毛泽东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

那么，《武训传》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带有根本性质”？

1，土地制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中国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基础是土地制度。

而王朝国家土地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西周的井田制到春秋的初税亩发端，秦的郡县土地国有制，其实就已终结了中国的土地封建制。而鉴于秦劳师戍边的教训，西汉武帝接受贾谊等人的建议，在新开拓的西部边疆地区实现了屯田。至魏初，由于战乱造成的大量田地的荒芜，曹操率先在中原地区推行了“屯田制”，这也就是鼓励农民直接从国家手上承包土地耕种。屯田制一方面使得国家通过土地与农民直接建立起联系，另一方面，则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农民捆缚在土地上。

而自唐中期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以来，规定农民夏秋两季纳税，只在原住址收缴，而不以农民是否定居为准，这就使得“在乡地主”成为王朝国家税收体制承上启下的基本枢纽。因此，我们说，两税制上接郡县与屯田制，下开宋代的“青苗法”和明代“一条鞭”的租税货币化，初步实现了顾炎武后来所说的“融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土地制度。它的推行，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唐以前，王朝国家统治的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在唐中期之后，在乡地主乡绅阶层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9]

而自明以来，乡绅和地主阶级成为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这种变迁在晚近思想家如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有深刻的表达。这些表达的共同处，就在于强调以普天下地主之“小私”而达到天下之“大公”，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就是皇权与地主之争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表述——总之，王朝国家历史上无数次的变法活动，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着土地制度的改良、改革来进行的，自唐中期以来，其主旋律就是皇权与地主之间的博弈。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权力，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盛世滋丁，永不纳税”的田税改革的推行，权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由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长制度承载的。这种地方地主和豪绅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的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王朝国家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王朝国家统治深入到地方的过程，也表现为王朝国家的自我瓦解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的条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王朝国家“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进晚期王朝国家的税收并调整统治方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王朝国家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之不可分割的目标。这也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以来的王朝国家改良运动的基本区别。

我们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叫国民革命，也就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纲领下，如何去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而这个革命的目标就是军阀。什么是军阀？因为军阀的源头，其实就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新政”中崛起的地方势力，从历史上看，军阀是晚清“新政”的直接产物，因为晚清的王朝改革（新政）既是一个向地方“放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将王朝的攫取和控制深入到地方的过程，正是这个双向的过程导致了清朝的瓦解，同时也造成了近代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比如说，不但近代军阀的源头曾国藩的湘军，而且所有的军阀都是地方势力，无论奉系、皖系还是粤系都是。而最早指出这个历史过程的真实的，就是毛泽东。是他第一个指出：要打倒军阀，就必须认识到军阀是近代以来中国王朝权力地方化的结果。军阀的根子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所谓军阀不过是最大的几个土豪劣绅罢了，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所以毛泽东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凡40年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打倒军阀就必须打倒地方势力和土豪劣绅，从而铲除军阀的根子。而这就是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在中国现代国民革命中的意义所在。[10]

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我认为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2，  “乡绅”、“劣绅”与“赢利型经济”

“乡绅”地主阶级是中国王朝国家社会制度的基本枢纽，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乡绅不但承载着有政治经济功能，而且还承载着文化功能，它不但是传统国家政治权力的载体，更是文化权力或者王朝国家制度“文化合法性”的承载者，因此，乡绅问题成为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关键所在，这在社会学领域已经成为重要的共识。[11]

但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扩展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这主要体现在大量的乡绅地主、或“在乡地主”逐步移居城市，其原因：一是由于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二是由于与近代化相伴随的国家赋税的空前加剧和税收的困难，传统的乡绅日益不能担负起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12]。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乡土中国的空间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而率先指出中国农村结构这种重大变化的，同样还是毛泽东。在一系列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毛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会”以填补这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13]。

当代学者杜赞奇，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丰富和印证了毛泽东的现代中国农村理论。那就是指出，与晚清和民国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相伴随的，是一个地方和乡村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同步过程，而这是由于近代国家为了税收的渴望而启用和依靠乡村和地方非正式组织所造成的，杜赞奇把这种非正式组织称为“赢利型经济”。杜赞奇指出，尽管正式的国家机构可以依靠这些非正式的“赢利型经济”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却无法控制这些非正式机构，进一步说：国家在利用这些赢利型经济推行政策、提供服务的同时，不得不――乃至主动地与其沟通、妥协和为之发放许可证。[14]

柯鲁克夫妇在他们的杰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 Ten Mile Inn）则从中国农村生产性资本、资金的严重缺乏这个深刻的角度论证了“赢利型经济”实际上作为高利贷经济，其对于中国农村根本性的破坏作用，并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农村生产崩溃和贫困的根源。

柯鲁克夫妇的调查性研究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凋敝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性资本、资金的缺乏，这当然与近代国家税收的加剧有关，但这同时又反过来更加促使了近代中国农村高利贷活动的膨胀。换句话说，税收的加剧使得本来就缺钱的农村更加缺少货币，结果造成，在中国农村，“最有利的生意就是金钱交易，因为大多数农民总是需要它。” 根据柯鲁克夫妇的研究，在1947年的河北农村， 1825％的年借贷利率是很平常的――这显然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15]

而且，要理解高利贷的蓬勃发展，仅仅从债权人的逐利冲动来解释时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使得农村地主不愿往生产上投资，而热衷于通过高利贷来逐利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后者有利可图，而更在于高利贷这种方式比生产性投资――或者投资生产“更安全”。高利贷之所以比生产投资更安全，恰恰是由作为杜赞奇所说的“赢利性经济”的高利贷者在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正如杜赞奇指出，这是因为“赢利型经济”在农村扮演着“非正式的国家机构”的作用――或者柯鲁克夫妇指出：“整个治安机构，如警察、民兵组织。部队和民政机关，由地主把持着，他们有权强行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或在债务拖欠的情况下实行抵押品的没收。有这样的统治手段紧紧地作为后盾，金钱的借出是这么安全可靠而且有利可图”。

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自然而然的：“靠警察武装力量作后盾所发放的高利贷产生出的利率，比从事生产性企业所得到的利率要高得多。”[16]这显然意味着：近代中国农村，农民严重缺乏生产资料和生产资金，而赢利型经济更对于投资生产性活动缺乏兴趣，因为他们有更为有利可图的赢利手段――高利贷。上述分析触及到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崩溃瓦解的根源所在。

杜赞奇与柯鲁克夫妇奇的研究，像许许多多建立在实际的调查和数字统计基础上的同类作品一样，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社会理论。“赢利型经济”、高利贷经济，其实是对毛所谓的“劣绅”的学术化注释――而电影《武训传》所讲述的故事：武训以兴办“义学”为名，购置大量田产、收取田租、放高利贷的活动，则构成了现代中国北方农村“赢利型经济”活动的典型的文学化文本。

3，“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千年以降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一切中国社会改革和改良的目标也都是围绕着土地制度而展开的。漫长中国历史中蕴含着的简单真理，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毛泽东所深刻指出的：“谁掌握了农民，谁就将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将赢得农民”。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的根本问题和通往“现代”道路的基本发展瓶颈，也就是黄宗智所谓的“人多地少”。虽然直到康乾盛世，中国的小农经济历经千年发展到了辉煌的极至，中国的GDP在晚清甚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黄宗智却指出，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也就是说，农村的生产总量虽然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以人海战术的密植，以“劳动生产率”水平之不断下降为前提的。包括康熙大帝在内的明智的王朝统治者，之所以采用了诸如免除人头税这样的政策，就是因为认识到了王朝国家与农民之间“取予之道”的平衡点：农村社会的经济增长已经被人口的增长消耗殆尽，如果再向农民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