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的革命不可能不通过宣传而自动发生，所谓宣传既不是标语口号也不是广告生产，而是为了造就一种新的人和新的社会主体。这就是毛泽东在建国之后反复强调，党的宣传工作的真正目的与核心，就是“人的思想工作”，而不是紧跟着中心工作转，甚至不一定要跟生产结合得很紧。[21]而在马克思看来，这则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象征的这种劳动者最普遍的状况决定的，这就是说，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不是由于他们没有“身体”、没有气力、不拼命劳动，而在于他们没有头脑、不会思考、不会表述，因为他们如同机器一样，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力，如同奴隶劳动一样属于“黯哑的领域”，因而才“越劳动就越贫困”。――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贫困，从根本上说不是物质贫困，而是“哲学的贫困”。于是，我们既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在矛盾的运动中将自然的、物质的空间转化为相对的社会的、文化的、理论的、规范的、人造的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它为“有意识的知识丰富的主体”开辟了空间，通过实践，主体重新进入历史中，推动生产的继续发展。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2]

我们只有从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到：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意味着劳动者获得了政治、经济领导权，但是，这与他们获得“文化领导权”根本不是一回事，从后一个意义上说，劳动者阶级离真正“解放”的距离还非常遥远[23]。这就是毛泽东所谓“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的题中之意。

“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之所以重要，其核心大概在于此。

革命政党的“理论化”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化”，这是劳动者夺取政权之后所面临的最为突出而急迫的任务，毛泽东说：这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根本点，它甚至更加根本地决定了革命者阶级的生死存亡。而整个1950年代的“过渡时期”，也面临着这个严肃的文化任务，它既是空前的经济建设时期，但同时也是人民当家作主，从文化、教育、精神和思想上获得解放的时期，对劳动者来说，革命最大的胜利果实不是物质财富，而是革命把学习和受教育的权力，把“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的权力，把思考和表述的权力夺到了自己的手上。这才是这场革命最伟大之处。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必须一部革命政党、劳动者阶级不断学习的历史，是不断在学习中改造自我的历史，所谓掌握文化领导权，首先就是指这一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长期在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也不需要学习了？[24]

在中国革命刚刚胜利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毛泽东就用激昂的调子回顾了1840年以来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学习”过程。在他看来，漫长的20世纪的前页的中国史，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史、政治斗争史，而首先是“学习的历史”，是“追求和寻找真理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是“真理发展的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由于它提出并逐渐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自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就找到了自己的“头脑”，中国革命者找到了自己的“机关枪”。[25]（他还强调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谈到了“学风”问题和文化领导权问题。以下是这段最著名的话，显示了毛泽东的历史视野：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地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同样的，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必须保持对于中国革命这出波澜壮阔的“长剧”的总体认识。要获得这种总体的认识，那就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获得对于“历史使命”的认识，不断努力去争夺文化领导权，争夺表述的话语权。――在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共产党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4，“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

电影《武训传》是在这样的时期产生的：中国由战乱到和平，由分裂到统一，由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到现代工业化“过渡时期”。

该片1948年在北京开拍，它一开始就命运多荈，期间几经停机、历经轰炸和火灾，至1951年初终于制作完成。

从艺术上说，《武训传》是一幕老套的“苦情戏”，它叙述的是清朝末年，山东聊城堂邑县一个叫武训的乞丐，在地方乡绅的支持下，用乞讨得来的钱兴办“义学”的故事。该片的缘起，是1944年陶行知先生向导演孙瑜推荐《武训画传》（作者为李士钊）。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进步青年栾淑濛（原名李云鹤、1938年在延安改名江青）曾在上海加入陶行知主持的“晨更工学团”作服务大众的义工，而1951年《武训传》事发后，又是江青、钟惦斐（当时分别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副处长）到武训的家乡进行了调查，完成了长篇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长篇细致的调查报告以 “武训历史调查团” 署名，分五天在《人民日报》连载，并随后出版了单行本（平心而论，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报告的典范）。[26]它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勾勒了当地百姓口中的另一个“武训”的形象：流氓和劣绅。

用杜赞奇的术语来说，武训属于典型的“赢利型经济”（事实上，历史调查表明，武训的确是以乞讨来的钱置办了田产，并以地租的利息来兴办“义学”）。

电影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革命是造成了文化教育的进步和平等，还是威胁、摧残了这种进步和平等？在这个问题上，革命者不能认同《武训传》的叙事是显而易见的。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地主阶级联合宣传旧文化，歌颂和推行旧文化，看起来与刚刚结束的土改运动明显的背道而驰，而且更是因为，它与共产党正在农村进行的，包括推广全民识字率、现代生产、卫生、科技等在内的“新文化”工作背道而驰——这些新文化知识才是农村所需要的，而新中国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而不是继续接受旧文化的束缚。正是为了表达对于农村新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作家赵树理在1953年开始动笔的《三里湾》中，特别写了作为新文化推行者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农村担任扫盲教师、会计、文书等工作，而赵说：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推行“新文化”，即“有不产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至没有农民传统的缺点。”[27]

毛泽东本人多次强调：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而更是一场新文化的革命，是将五四启蒙运动扩展、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去的新文化运动，其目标就是与地主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28]而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的意义，不仅仅是追求经济的发展、甚至在经济意义上的相对平等和自主，而且追求文化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绝对平等。与这个现代运动相反，地方乡绅的所谓“义学”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形式，从根本上剥夺了下层社会有受教育的经济能力。而他们推行的一套旧文化，实际上起着束缚农民和农村的枷锁的作用。

电影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包括梁漱溟、陶行知先生在内的改良主义道路，如何评价他们所推行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化。从中国新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也就包括如何评价《二月》、《倪焕之》、《星》等作品中塑造的，早期深入农村办教育的萧涧秋式的“多余人”形象。如果说现代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之一，在于将农民组织起来，那么，这些早期的改良主义和启蒙主义者所从事的工作，恰恰是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对中国农村共同体意识加以“瓦解”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启蒙主义所灌输于农村的个人主义伦理，既是一个把人们从原来的社区中抽离出来的过程，同时却又是一个无法将他们纳入一个新的组织过程中去的过程。改良主义的“陶行知道路”的绝望在于：一旦将农民从旧的村社抽离出来，而又无新的社会组织接纳他们，这些被解放者只能成为个人主义伦理的牺牲品――实际上，由于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即使将农民从乡土社会中抽离出来也是不太可能的。无论陶行之的“个人之爱”还是梁漱溟的家族伦理之爱，都不能挽救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崩溃，他们的抽象之“爱”根本无法解决和面对内部人多地少，外有帝国主义这一近代中国的根本局势。[29]。

最后，大量的评论将武训的“乞讨”与鲁迅的“工作”等同起来，称为“为人民服务”――这种歌颂本身更是十分可疑的（如果不是荒谬的）。在现代性的方案中，无论是在黑格尔还是在马克思那里，“劳动”都是人类创造自我，争取自由的根本品质。劳动是现代伦理的核心所在。人类的劳动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和精神的活动，这一点使得人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的生存。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世界。而与劳动相对，“乞讨”和“乞丐”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甚至是变态的，丧失“理性”的耻辱，是动物和奴隶的伦理[30]。

不过，上述这些问题与以下三个问题比起来，还都不能说是“根本问题”，这三个可以称为“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革命与现代国家建设、从乡绅到赢利型经济的转化、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农业的转化。

恰恰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电影《武训传》既否定了农民革命，又歌颂了“赢利型经济”，同时也无视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所遭遇的根本问题、根本出路究竟何在――否定历史的进步，否定革命的目标（历史的目的），这才是毛泽东所谓的“根本问题”，也是令他“勃然大怒”的根本原因：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这种系统的“反现代历史观”的作品却受到的巨大的欢呼，竟然还是在中共庄严宣称找到了一条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的决定性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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