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要打破中国社会人多地少这一根本的困境，使得“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其根本方略就是：要么需增加土地，要么需减少或转移人口（能二者兼备当然是上上策）。但是，对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一方面只能走减少和转移农村人口一条路，同时又由于城市的凋敝和狭窄，工业水平的严重欠发展，――这唯一的一条路，又变得何其艰难[17]。

1950年的毛泽东认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和奋斗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真理，这种“历史的真理”昭示着，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外有帝国主义，内部人多地少。而谁能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谁就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

根据这种历史的真理，中国的复兴之路，自然必须发展现代工业。因为只有工业化，才能积累资金，国家

才能有钱向农村投入。也只有工业化才能建设城市，有了城市才能转移农村人口。同时，这条道路还意味着：在工业化的条件还不充分的条件下，首先可作的就是尽可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解决“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内卷化”问题。这也就是必须对“过剩”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统筹规划，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方式，通过这种优势弥补自然资源的匮乏。这也就是通过对小农经济进行现代改造，创立规模经营的现代新农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生产更多的粮食，也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在农村办工业，乃至第二、第三产业，从而就地安置富余劳动力。――这条道路叫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不走这条道路，那么只能要么对外扩张，通过殖民主义扩大地盘，要么内部实行丛林原则，通过消灭大量的老弱病残孤，减少人口――而这条道路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

1950年，中国面临着从小农经济的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的“前所未有的道路”，而对劳动力进行合理配置、组织起来，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则成为打破小农经济的重要步骤，也成为“过渡时期”政策的关键。

1951年，当中共围绕着过渡时期的农村政策发生第一次重要争论之时[18]，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赵树理，正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肯定山西长治地委重新配置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土地入股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虽然劳动力和土地所有制没有变动，但以统一经营的方式增加了土地、劳动力、投资等生产效率，以土地、劳力按比例分红的办法照顾了土地私有制，保证了增加产量和增加每个社员的收入――试验的结果良好，附近的农民愿意接受，中央也批准推广。”

1951年的“山西争论”，由长治地区，波及山西省、华北局，最终表现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后政策上的第一次公开分歧。而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中，公开支持争论的“始作俑者”（长治地委书记王谦）的，几乎只有毛泽东一个，其余的几乎都是王谦的反对者。就是在上述文章中，赵树理也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广大农村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缺乏理解。他说：“第一，在战争时期，群众是从消灭战争威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与党结合在一起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宣传接受的不深刻，所以一到战争结束了便产生了革命已经成功的思想。第二，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互助组织，原是从克服战争破坏的困难和克服初分得土地、生产条件不够的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而这个时候两个困难都已经克服了――同时，好多年中已经把‘互助’这一初级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增加可以提高生产的内容，大家便对组织起来不感兴趣。第三，基层干部因为没有见过比互助组更高的生产组织形式，都觉得这一时期的生产比战争时期更难领导。”[19]

赵树理上述深刻论述，揭示了大批中共干部，特别是农村出身的革命者“过了民主革命这一关，而却很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原因所在，而这就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使得中国农村的生产活动在军阀战乱、劣绅破坏中恢复过来，它并不能、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走向现代的两大根本瓶颈：内部人多地少，外部帝国主义。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了解决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之间的两性互补和循环，从根本上解决这两大矛盾；如果不走这条道路，中国社会将会不得不退回到原有的“一治一乱”，即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也不可能长期保住。

因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开始就包含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分歧：一个方面是在经济上，在一定时期鼓励农村的小农经济和城市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旧的所有制中必须包含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的制度因素，同时另一方面，就是必须强调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因为后退到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毛泽东才说：“个体农民，一家一户，增产有限。难道可以说（过渡时期）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我们今天当然可以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轻易地批评毛泽东的“历史目的论”是一种现代性的形而上学，但是，我们似乎更不应忘记，所谓“历史循环论”，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形而上学史观，这种循环论史观，就是建立在自董仲舒时代以降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之上，――所谓“循环”，用黄宗智的话来说，其实也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而所谓“一治一乱”作为儒家历史观的核心，就是指在小农经济的产出和王朝国家的“取予之间”必须小心翼翼保持的“度”。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于小农经济历史循环的突破，也表现为对于中国王朝史观的突破，而“历史进步论”和“历史目的论”则是这种现代史叙述的核心。

1951年，也正是围绕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老解放区农村山西发生了重要的思想和政策争论。这种争论立足于现实问题，但是却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涵。

4，现代历史观与文化领导权

那么，什么叫做“历史目的论”？这种对“历史”的“现代理解”是如何提出的？

 “现代历史是人类精神觉醒的历史”。――黑格尔之所以提出这一著名的论断，乃是因为现代历史（在欧洲）是伴随着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世界地理的大发现等一系列“文化革命”而展开、而发生的。现代人类历史与以往人类历史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破除迷信，解放人类思想的“启蒙运动”为根本标志，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说“现代历史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自我解放运动”，现代历史是人类“绝对精神”（自由、民主和人权）自我实现的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则深刻地补充哲学家黑格尔说：黑格尔所谓的“启蒙”，不是单纯的在精神中，在哲学家矛盾的内心中自动展开的，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中，通过千百万人的具体而真实的斗争展开的。真理不是在书斋里、精神中和内心深处，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中闪光。而“历史精神”（绝对精神）的最高目标就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本身”。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正是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出发得出结论：历史精神的承载者不是哲学家，而是真实历史中斗争着的人，即：德国哲学的“合法继承人”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因为在那里，绝对历史精神（彻底的实现人权）才最终找到了实现它的主体。

所谓历史进步，也不是象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由在头脑中掌握了历史精神和绝对精神的人（哲学家们）来承载，而是为那些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掌握了历史精神的人（有文化的劳动者）所推动，所谓历史的基本矛盾（历史辩证法），也不是指“处于绝对精神的不同等级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不是指“绝对精神内部的自我矛盾”，而是指这样最基本的矛盾：在漫长历史中，精神成为“精神者”的特权和专利，而劳动则成为劳动者的宿命，历史的根本矛盾，就是指“精神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分裂（异化）――也正是这种“精神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分裂，构成了劳动者求解放的道路上的最大阻碍，而克服这种物质与精神历史分裂，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因此，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才这样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比资产阶级更具“历史可能性”，这就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在真实的现实历史中展开的，它是对自我的“双重否定”，即不但是对自己悲惨的经济状况的否定，同时，更是对自己文化蒙昧的精神贫困的否定。与之相对的，资产阶级的自我否定不是在历史中，而是象黑格尔那样，充其量是在自我内心中、在精神自身中进行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能掌握“总体的历史”，资产阶级作家也没有能力叙述历史，他们不懂得历史的真正矛盾，是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阶级对抗和文化的斗争，因为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的自我矛盾无非就是资产阶级自我的内心的精神分裂。

卢卡契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解释了“史诗”在现代欧洲文学的丧失，心理小说在欧洲的兴起。在分析现代欧洲小说时他指出：小市民的功利主义，遁入内心和精神分裂，正是这种丧失了历史精神的“无能的主体”的写照。[20]――这就是他所谓：现代欧洲文学的趋势是小说代替了史诗，小说是勉为其难的“市民社会的史诗”。

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也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哲学就已经不是“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哲学家的专利，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劳动者的哲学”，是哲学和绝对精神找到了实现它的主体。而这也等于说：无产阶级在历史中获得了精神觉醒和“阶级意识”，是它走向解放的第一步。

对于劳动者的历史命运，早期马克思的遗憾是：德国具有欧洲最成熟的头脑和哲学，但是却没有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队伍（德国成熟的无产阶级在国外，《共产党宣言》就是为旅居外国的德国工人协会而写的），所以马克思这样感慨：“为了实现思想，需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但是，当马克思开始写作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典著作时，他更加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发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普遍命运，――对于英国来说，情况与德国恰好相反：那里有庞大的无产阶级人口和队伍，但是英国思想却惊人地肤浅（除了以简单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之外）。在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不是具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根本就没有思想。结果，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只能收获工团主义。

现代历史的基本矛盾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之间的分裂，是精神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分裂，当然，这里的所谓“精神者”，绝不是一般地指由于社会分工而从事精神活动的人或者“知识分子”，而是指一种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着的文化－知识结构，这一结构赋予社会生活以形式和规范，并塑造社会生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法性就是这一文化－知识结构的集中体现，正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使得劳动者越劳动，从而就越增加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财富量，从而使得生产资料对劳动的统治关系愈加基于强化，换句话说，如果不改变生产资料对于劳动的统治关系，那么劳动者只能是越劳动就越贫困。这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指出的：人的异化的起源于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根源于生产资料统治劳动――即资本雇佣劳动这一文化－知识结构的合法性，而不是抽象的人的意识。于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同时也是对于这一精神的形而上学的批评――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的用意所在。

根据这样的认识，劳动者解放的目标就是追求二者（精神者与劳动者，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统一，而不是单纯地政治解放和经济翻身。在毛泽东看来，这种革命和解放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是“头脑”在寻找它的“身体”，“真理”在寻找其“主体”――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而另一个方面，则是“身体”在寻找“头脑”，“主体”在寻找“真理”――这就是所谓的“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重要的不是这样或者那样的“经济上”的劳动者阶级，以及劳动者阶级悲惨的现实处境如何（政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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