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31]

毛泽东所说的“具体的反历史思想”，也就是指《武训传》的基本叙述，这种叙述颠倒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根本动力（革命还是改良）、颠倒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主体（农民还是劣绅）、颠倒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组织起来还是个人奋斗）。而且，毛加重语气说，电影的问题不仅仅是“反历史”，而且还是以后者侮蔑前者（以劣绅侮蔑农民，以个人奋斗侮蔑组织起来，以改良侮蔑革命），因而实质上是“侮蔑历史”——毛泽东反复运用“诬蔑”这个词，表述的不仅是他本人——而是刚刚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得发言权的革命本身受到的，来自知识、社会和历史舆论方面的伤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而仅仅半年前（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战死朝鲜沙场。

刚刚得到消息的毛泽东说：“中国的历史是由革命者的鲜血写成的。”

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介入文艺问题的讨论。这场争论与党内围绕着“山西争论”所暴露的分歧同时发生，但却更为轰轰烈烈，这二者之间显然有着潜在的、过去被研究者们忽略的联系。毛泽东对文艺的态度，表达的是他从如下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阐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的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的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还是两回事。

特别是――革命者如果丧失了文化领导权，没有真正从头脑上“站起来”，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那就将大打折扣，正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参考文献:

[1] Alain Badiou，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Position，V，13，N3，Winter 2005

[2] 见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教材是在原洪子诚、张钟、佘树森所著《当代文学概观》基础上，以洪子诚教授的理论观点为核心修改而成，关于“一体化”的观点主要是由洪子诚教授提出的。

[3] Foucault M(1984a)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 Rabinow Harmondworth :Penguin

[4]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5] 毛泽东，《1964年9月21日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

[6]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4日。

[7]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

[8] 毛泽东多次承认自己不是艺术方面的专门家，而是“门外汉”。不仅仅1942年在延安这样讲过，1950年，中央工艺美院教授高庄否定了政协已经通过的国徽方案，并且给毛写信说“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伟大的艺术家”，毛则欣然接受了高庄的国徽设计方案。

[9] 按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的研究，西周的井田制及其竖立于其上的礼乐制度，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完成，根据内藤湖南的研究，秦的郡县制完成了中国土地的国家化，其后，西汉武帝时在新开辟的边疆地区实行屯田制度，而到了三国曹魏时代，曹操大规模的在中原地区实行屯田，屯田一方面使得农民通过土地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则把农民捆缚在土地上，直到唐中期杨炎实行“两税法”，即每年夏秋两季纳税，而不以人民定居与否，人民从此有了居住的自由，地租也开始由谷物变为钱粮，这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革命。参见内藤湖南著，《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0]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 参见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这部小说可以视为中国近代以来华北农村乡绅地主角色变迁的形象教材。

[13]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4]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7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5] 伊莎白 柯鲁克、大卫 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6] Ibid，第11页。

[17] 参 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18] 指长治地委书记王谦以土地、劳力入股的方式巩固集体经济的举措和引发的争论。详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

[19] 参见《赵树理文集》第四卷，第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0] 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1] 王晓吟，《王匡人生的三个脚印》，《粤海风》杂志，2007，5

[2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23] 实际上，毛泽东建国后对其党内战友的最激烈的否定和批评就是“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马克思主义）”。

[24]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25]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6] 《武训历史调查记》，《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28日连载，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

[27] 《赵树理文集》第四卷，第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8] 参看马社香，《前奏：1965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56页。

[29] 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与访问延安的现代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漱溟，就梁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进行过8次讨论，梁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文化高于西方文化，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问题不过是帝制瓦解之后政治传统的中断造成的内部紊乱，因而改造方法一方面是上层统一政令，另一方面是下层通过乡村建设光大中国传统伦理社会高于西方社会文化之优点，即通过这样的改良，而不必进行革命即可解决中国之问题。毛泽东则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内部人多地少，近代以来外部的帝国主义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崩溃，这两点是造成中国完成现代转化之根本障碍，而这两点只能通过民族和民主革命――也就是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同时完成对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超越，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路，同时也是对五四以来流行于知识界的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二元论模式的超越。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谈话有两次是从上午6时谈到第二天凌晨，但双方均没有说服对方。只是在梁晚年之时，他才慨叹：这个谈话已经有了结论，就是毛泽东是正确的，而我是错误的，可惜毛已经作古了。有关材料，可参见陈晋，《1938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场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

[30]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以及马克思有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31]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上一页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