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塑造、叙事视角到价值立场、篇章结构，余华始终没有将我们原本熟悉的那个愤世嫉俗的具有鲜明个体意识的“我”放进《兄弟》里去，相反的，他都在刻意地规避自我，规避一种个性化的把握；而一直在有意识地靠拢当下生活，将自己融进平庸，小心翼翼地按照这个时代流行的观念、趣味和习性，以认同“成功”、制造财富传奇的方式，摸索一种迎合一般的平庸趣味的文学产品。因而，如果说，在上册中，我们还能依稀看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那种小人物的悲惨境遇构成的对大时代的疏离、反讽的话，那么在下册中，作者对以李光头为代表的众多张扬欲望的人物的成功史有声有色的铺陈，很明显就与当下社会中人们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较为流行的价值观念构成了一种呼应。
这样的话，《兄弟》的上、下册之间，就不能如作者原先设想的那样，能够在“批判”的层面上建立起有机的关联，从而成为一个整体了。如果要将《兄弟》放到精英文学的框架中加以评判的话，我们会认为，上述的断裂当然是一种败笔，而《给余华拔牙》中的许多评论家对于《兄弟》的冷嘲热讽都言之成理，切中肯綮。但是，如果承认从成为签约作家起，余华与此呼应的很多创作都不能被单纯地搁置在纯文学的平台上，而更应该被视为当代文学生产的一种结果的话，那么，也许我们的评判会从另外一些方面展开。
如果与以出版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联系在一起，余华放弃“我”而投向“我们刘镇”的叙事立场和角度，就是可以理解的。在余华与读者面对面的交流中，可以发现，读者并不关心他在《兄弟》中寄予了个人怎样的想像，而更关心比如美处女大赛的短信投票形式是否受到“超女”比赛形式的启发，自动验钞机是否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初就出现了，用吸管吸的汤包是否是一种独特的发明，等等[31]。在一般读者的阅读中，他们需要被唤起的是一种触手可及的感性的经验，需要在共同关心的事件、细节的纽结下寻找到自我的认同，所以阅读的兴趣点在于那些凝聚了这一代人经历的事件、细节是否能以符合他们记忆的“真实”方式被忠实地记录下来，任何企图篡改、修正或者涂抹这种记忆的方式都会被质疑；任何在叙述时有违于常规情感与评价的立场也会遭致批判。也就是说，在读者与余华的交流中，已经很容易让人感受到，这一代人通过记录历史并强调这种历史记录的真实性，曲折地传达了需要建立自己存在合法性的潜在呼吁。因而，在面对畅销书召唤的尽可能广泛的读者群时，余华“我们刘镇”的叙事策略选择，应该是与出版社的基本目标一致的。
如果与以出版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联系在一起，《兄弟》上下册之间存在着的裂痕也是可以解释的。也就是立足于市场层面，余华自觉以“庸人”的姿态对历史与现实作出了看似矛盾其实却又相当实际的判断。处在变动的当下社会中，从上个时代走过来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清楚地知道做人的基本底线，但又无法遏制内心的欲望，只能徘徊在善与恶的边缘，现实与道德的交叉地带。《兄弟》上册对时代的疏离和下册对时代自觉不自觉的认同，也许就是这个时代的平庸者做人生挣扎的真实写照。在这个意义上，余华不认为《兄弟》的分册是错误，就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可以视为，那种追随主流的历史分期与记忆方式，依然是他恪守的基本写作前提；另一方面，也就是从这个裂痕中，他清楚地把自己的写作姿态告知大众，那就是并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奢望能找到一种救赎的力量；而只想说，上册提供的那种善恶理念固然是好的，而下册展现的欲望化的生活方式更是可行的，两者在“庸人”的立场上既是矛盾的，又可以并行不悖地一起存在。如果这样的解释可以行得通的话，那么可以说，余华的分册出版以及由此形成的断裂，依然是一种迎合了大多数人生存观念的尝试。
由此，在我看来，《兄弟》是出版社、作者和读者自觉联手打造的成功的文化商品。它有着相当清晰的市场定位，有着较为务实的市场推广策略，也因其对转型期读者群生存心态与阅读兴趣的准确把握与迎合，制造了广泛的市场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兄弟》就是成功的文学作品；只是在以往的审美判断，总是将文学作品的商品性与审美性对立、分离，总是将后者当作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不可侵犯的属性，我们现在还能不能继续维持这样的前提，说由此而产生的对《兄弟》的猛烈抨击就是理所当然的? 亦或是有效的? 事实上，在“畅销书”已成为作者、出版社与读者共同追求目标的前提下，仅仅立足于文本自身，立足于固定不变的纯文学标准，我们会发现，文学批评与作品之间，是貌合神离、渐行渐远的。当纯文学作品的缺点有可能正成为文化市场需要的时候，当作者自觉地依据所谓的“恶俗”标准进行创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当代文学的把握已经到了需要调整、需要变化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建立起一套更适合当下文学生产现实、更有现实回应力的文学评价体系，而不是站在一种虚空高蹈的“文学性”立场上。这大概是《兄弟》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因此，尽管纯文学阵营批评如潮，发出捍卫纯文学的倔强呼声，但这种声音，是否也会被畅销书的营销巨手收容进去，而成为市场炒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呢? 《兄弟》的出版预示，类似《兄弟》的畅销书将会越来越多。面对这种状况，我期待文学批评能超越一种立足于文本内部、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简单判断，而变得更有力量一些。

注释：
[1][12]参见刘昶：《高额版税：泡沫还是催化剂》，《中国图书商报》2006 年6 月14 日。
[2]《打造一流的文学艺术专业出版集团》，《出版人》2006 年8 月7 日。
[3]杜士玮等主编：《给余华拔牙》，同心出版社，2006 年6 月版。
[4]《兄弟》上册出版后，余华接受了近三个月的媒体采访；《兄弟》下册出版后，其被媒体追逐的时期也达一个月之久。参见新浪读书2006 年4 月12 日余华访谈。
[5]如在《余华：十年等待》中就引了余华这样的一段话：“余华认为，单就上部，已经是一部不逊于《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的作品”。《北京青年周刊》2005 年9 月2 日。
[6]余华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不满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来折射当代作家对于文学批评的一贯印象。他说：“我注意到陈晓明说了一段话……我对他的话是非常同意的，他说余华早就不在乎评论家的话了，余华自从成名以后就不在乎，现在就更不在乎了。……评论家的思维方式和作家是有点像是文革那个时代和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天壤之别。假如一个作家以评论家的某种意见来写小说的话，这个作家就完蛋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不把评论家的批评当回事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我写小说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参见新浪读书2006 年4 月12 日余华访谈。
[7][8]王东：《内容是金：2005 年原创长篇回暖之年?》，《中国图书商报》2005 年12 月10 日。
[9][10][11]参见孙欢：《看〈兄弟〉怎样打天下》，《编辑学刊》2006 年第4 期。
[13][15][16]王小峰：《学术超男易中天如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人民网2006 年7 月28 日。
[14]转引自陈熙涵：《出版业难以再“吃教材饭”》，《文汇报》2006 年2 月24 日。
[17][21]《操作畅销书：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出版人》2006 年8 月7 日。
[18]据报道，在今年举行的全国第十六届书市上，由于《兄弟》的畅销，带动余华的旧作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的销售。参见张藜藜：《聚焦全国书市“盛宴”背后愁什么》，《西部时报》2006 年6 月23 日。
[19]在《出版人》近年建立的出版社排行榜中，“媒体的关注”被视为评估出版社品牌的重要指标。
[20]参见全国图书出版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全国出版社竞争力谁领风骚》，根据该文的数据，在综合竞争力前15 位排名中，上海地区仅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名列第13 位；在分类冠军榜上，上海地区出版社无一家上榜；在科技类榜单前20 位中，上海仅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5 位)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 位)两家上榜；在社科类榜单前20 位中，仅有上海教育出版社(第4 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5 位) 两家上榜；少儿类榜单前10 位中，上海无一家上榜。《中国图书商报》2006 年8 月8 日。
[22]《兄弟》上册出版于2005 年8 月，下册出版于2006 年3 月。
[23]《余华〈兄弟〉下部》，参见http ：fiwww1qdewind1com2006 年3 月30 日。
[24]参见洪治纲、余华：《回到现实，回到存在——关于长篇小说〈兄弟〉的对话》，《南方文坛》2006 年第3期；新浪读书2006 年4 月12 日余华访谈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25]金赫楠：《廿年之后看余华》，《给余华拔牙》第45 页；郜元宝：《我欢迎余华的重复》，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给余华拔牙》第28 页。
[26]余华对此有着相当明确的表示：“我很难接受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像《兄弟》下部里面描写的这个时代的那种社会现象，也无法认同它。但是我可以理解它，因为我相信今天这个时代一定要和文革那个时代联系起来的，当某一个时代进入到它的极端以后，它必然用另一种方式再进入一次极端。”新浪读书2006 年4月12 日余华访谈。
[27][30][31]参见新浪读书2006 年4 月12 日余华访谈。
[28]张清华：《窄门以里和深渊以下》，《当代作家评论》2006 年第4 期。
[29]李敬泽：《〈兄弟〉顶多也就是两行泪水》，《给余华拔牙》第23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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