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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构成和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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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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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肯定不能生产面包、钢铁或者守卫边疆、增添企业的利润，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为之痴狂呢? 的确，文学没有增添这个世界的物质，但是，文学阅读带来的美感改变了这个世界。
远在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就已强烈地意识到美感的作用，只不过他表达的是显而易见的厌恶。在他看来，诗人可能挑逗读者诸如哀怜癖之类畸形的情绪，亵渎理性原则，摧毁男人的阳刚之气，这对于健全的灵魂和合理国度是一个重大的危害。因此，柏拉图威胁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无独有偶，中国的古代理论家同样小心翼翼地防范美感的能量。儒家强调的“诗教”是“温柔敦厚”，《毛诗序》用“发乎情，止乎礼义”评判《诗经》之中的“风”。这些观点无不显示了对于美感的抑制。通常的观念之中，骚人墨客的浅吟低唱仅仅被视为雕虫小技，宋朝理学家甚至提出“作文害道”之说。[7]这种抑制终于在二十世纪初期被打破了。谈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时，梁启超把美感概括为“熏”、“浸”、“刺”、“提”四个特征——小说既“可以福亿兆人”，也“可以毒万千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将文学作为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的利器。他们对于文学以及美感寄予了批判、动员和号召的巨大期望。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理论家马尔库塞进一步期待美感塑造出主体的“新感性”。在他看来，不合理的社会强行限定了主体的感官活动，人们的感性持久地被封闭在指定的经验模式而无法自知。因此，与不合理的社会决裂，首先必须与这种感性决裂。“今天的反抗，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感受事物”——这即是“新感性”的意义。[8]尽管上述理论家对于美感的评价截然相反，但是，他们无不承认文学对于世道人心的潜移默化。显然，这种力量是机枪、大炮或者种种雄辩的理论语言无法代替的。
亚里士多德意味深长地将文学写作与历史写作相提并论。如果说，“历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超级主题，那么，文学写作与历史写作往往从不同方面卷入了人们的历史认识。许多时候，文学与历史著作同源，甚至不分彼此——例如荷马史诗或者司马迁的《史记》。迄今为止，一大批长篇小说以历史故事为素材，许多人的历史知识启蒙来自《三国演义》或者《说岳全传》；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家——诸如海登·怀特——的研究表明，大量历史著作沿用了文学的叙事和修辞技术。因此，文学与历史著作时常互相参证阐释。杜甫由于“善陈时事，律切精深”，因而被誉为“诗史”；[9]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一封信中曾经表示，巴尔扎克小说提供给他的历史和经济细节甚至比历史学家、经济家和统计学家还要多。[10]鉴于二者的密切呼应，历史学家曾经提出“以诗证史”的命题。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开始关注文学与历史著作的另一种关系。愈来愈多的人看到，历史著作并非客观的、中性的记录。历史写作是由胜利者和掌权者严格地控制，无论这些胜利者和掌权者是压迫阶级、文化精英还是入侵的殖民主义者。因此，历史著作往往刻意地保存了什么，聚焦了什么，同时隐藏了什么，回避了什么。鲁迅的《狂人日记》曾经借用“狂人”的胡言乱语对于历史著作的伪饰做出了严厉的指控：尽管历史的每一页都写上了“仁义道德”，但是，隐在字里行间的真正涵义是“吃人”。通常，藏匿于历史著作背后的那一部分幽暗的内容成为被“禁声”的历史。由于失败者以及草根阶层既缺少资料保存条件，又没有专业的历史人才，他们的历史往往在正统观念的压抑之下成为一幅扭曲的图景，甚至是一片空白。这时，文学的虚构常常成为解放或者恢复“禁声”历史的想象性重建。例如，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传奇故事逐渐汇聚成了《水浒传》，这一段反抗的历史终于浮出了时间之渊。某种程度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同样是一部哥伦比亚的“非官方”历史。民间神话、传统故事以及各种迷信活动构成的魔幻现实主义成为民族意识的重现。资本主义、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政权正在书写它们的历史，这时，“魔幻”和“奇迹”顽强地挽留了失败者的历史。这个意义上，虚构、想象、创造性与历史奇妙地统一起来了。亚里士多德认为写诗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当历史不断地被形容为民族的栖居地时，还有什么比这个论断更能证明文学的伟大意义呢?
作家的虚构和想象为什么包含了令人惊异的魔力? 美感具有的文化效用可能带来何种后果? 文学语言存在哪些秘密? 这些问题无不引起人们持久的研究兴趣。历史保存的文献证明，这种研究兴趣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追溯到古希腊。由于数千年的积累，文学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正规的学科。
现今，文学理论时常从一个初始的问题开始：文学是什么? 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起点。界定“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确认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从天文地理到政治经济，文学作品可能涉及的知识极其丰富。仅仅一部《红楼梦》，读者就会遇到无穷的问题。宁国府、荣国府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贾元春是哪一个皇帝的妃子? 大观园的地理位置? 林黛玉去世的病因? 为什么设置一个太虚幻境? 这部小说的传播和出版经历了哪些曲折? 如果没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人们无法给予正确的解答。然而，“文学”的理论不可能逐一涉猎这些问题。文学研究必须聚焦于“文学性”。文学理论不是处理经济账目、考据史料或者从事病理分析；用罗曼·雅各布森的话说，“文学研究的主题不是作为总体的文学，而是文学性，亦即使特定的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11]许多人援引这个论断划定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同时将各种非文学的内容摒弃于学科范围之外。人们可以听到这种辩解：即使不了解大观园的地理位置，而且无法确认林黛玉死于肺病还是心肌炎，读者仍然可以读得懂作为“文学”的《红楼梦》。
这种研究明显地具有崇拜“纯粹”的倾向。理论家企图割断各种复杂的关系，将文学清晰地剥离出来，单独置于文学研究的显微镜之下。这种文学是独立的，不是某种政治口号或者思想观念的附庸，也不是某种社会学的翻版。文学就是文学本身。这种倾向当然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美学思想。所谓的“纯文学”或者“为艺术而艺术”无一不是这个理论家族的成员。如果说，这些文学自律的主张通常只有一种激进的姿态，那么，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对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做出了详细的理论辨析。他们将文学的条件、环境、背景均视为外部因素。外部因素的研究仅仅告知起因而无法描述、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在韦勒克和沃伦的眼里，文学和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的研究仅仅在外围兜圈子，真正的文学研究必须进入内部。显然，韦勒克和沃伦考虑的“内部研究”主要指向了语言和形式。谐音、节奏和格律，文体和文体学，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叙述模式，文学的类型——这些才是与文学息息相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韦勒克和沃伦对于文学研究“内部”与“外部”的划分同时也意味了学科地图的等级结构。
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存活于学院之中，学院的教学和学术体制必然要求提供一套完整的现代知识。现代自然科学通常被视为标准的范本。这不仅是以概念、范畴、分析和实证、宏大的体系以及严谨的逻辑代替印象主义的零星感想，而且十分强调知识的普遍性。从何谓文学性到支持这个结论的众多命题，各种论断必须成为所有文学史普遍适合的公式。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普遍的知识正在陆续将世界联成一体。权力对于社会的主宰逐渐转成知识的控制。由于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和边缘地位，文学研究迟迟才纳入现代知识体系。尽管如此，文学研究的规范和严谨已经愈来愈明显。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均力图摆脱心理主义的“感受谬误”，尽可能采用更具“科学”风格的语言形式描述；结构主义企图发掘文学的终极结构，或者提炼某种普适的“叙述语法”，这种目标的设置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谋而合。即使在精神分析学派那里，密集的概念对于深度心理学的图景描述表明，普遍知识业已征服了最后一个角落——变幻莫测的内心领域。
“文学是什么”或者何谓普遍的“文学性”? 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周围聚集了大批的理论家。沸沸扬扬的争辩之中，种种观点此起彼伏。现实的模仿，社会历史的再现，想象与情感的表现，美的象征，人性，无意识，如此等等。二十世纪以来，试图从语言形式内部搜索文学性的研究盛极一时。尽管理论家对于文学性的内容莫衷一是——尽管剥离文学语言的企图迄今尚未实现，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们的强大信念：古今中外的文学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他们心目中，各执一词的论争无非是结论降临之前的序曲。只要耐心等待，“文学是什么”终将出现一个一锤定音的答案。
然而，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另一批理论家对于以上预设的怀疑愈来愈强烈。“文学是什么”久攻不下，这是否意味着文学研究未能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 他们的怀疑逐渐集中到这个焦点之上——古今中外的文学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这种观点被称之为“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致命缺陷是形而上学。从卷帙浩瀚的长篇小说到短小的十四行诗，从文人雅士的大赋到瓦舍勾栏的说书，或者，从众多方言区域的地方戏曲到逐鹿国际电影节的各国电影，理论家企图找到某种“本质”一网打尽诸多文学类型的特征。可是，即使如愿地编织出一个装得进所有文学的口袋，这种大而无当的结论又有多少意义?与固定的物质结构或者循规蹈矩的天体运动不同，文学的虚构和想象不断地破除成规，作家的写作动机千奇百怪。破译“文学是什么”的公式既无助于作家发现写作的捷径，也无助于更为深入地体会某一个时代的文学。写出文学性的定义，一整套后续的命题各司其职，这仅能有限地描述文学的表象。阐释活的文学不能不阐释具体的作家及其历史环境——这时的形而上学时常无能为力。的确，这就是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最为常见的姿态：抛弃具体，忽视历史。
历史并不支持亘古不变的“文学性”概念。古代的理论家谈论“诗言志”或者“诗缘情”，谈论“文以气为主”或者“文以载道”，谈论小说的“草蛇灰线”或者“横云断山”，但是，他们心目中不存在“文学性”。相当长的时间里，古汉语之中“文学”的涵义与现代意义上独立学科的“文学”相距甚远。甲骨文之中的“文”字通纹身的“纹”。孔子《论语》之中的“文”字泛指文字、文辞、文献、文采《， 论语·先进篇》之中有“文学：子游，子夏”之句，这里的“文学”乃是“文献知识”之义，更像是现今所谓的人文知识。至于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具体的文章修辞通常称为“词章之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从人文知识之中脱颖而出，成为诗、散文、小说、戏剧的总称，不过一百年左右的历史。独立的文学观念出现显然是现代性的产物，西方文化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鲁迅在《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之中指出，现今的文学“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隔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12]1905 年，王国维在《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之中将戏剧小说称为“纯文学”，他的观念之中无疑保存了康德的思想痕迹。如何以学科的名义归纳、维持一种专门的知识，许多人兴趣集中到学院体制与持续巩固独立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他们详细考察了教育史上的一段特殊转折：从1902 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到1903 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终于正式纳入课程设置，并且显示了与传统的“词章之学”迥然不同的知识体系。[13]学院的知识承传体制上保证了独立的文学观念一代又一代地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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