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湘西生活为沈从文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这在《从文自传》中几乎都一一有明确的交代。从“自传”写他在地方旧军队中结识的训练教官、爱吃炖狗肉的文武幕僚，还有使他初识《辞源》的文秘书、白脸长身的湘西妹子、敢作敢当的山大王等一系列人物素描中，不难辨识他在《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辰河小船上的水手》、《虎雏》、《龙朱》、《萧萧》等散文和小说中描写的人物音容、山川景象。这些人生故事的主要特点，是它们并不符合启蒙时代给现代人判断是非的一些道德标准，比如进步和革命就是对；落伍和保守即是错，等等。作家同情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些跟不上社会潮流、显得不识时务的人物身上，他感叹他们的忠勇，痛惜他们的才华，悲愤世道不公，没给那些闪耀着强烈人性之光、所谓“有真性情”的人以生活应有的回报。
如此说来，《从文自传》是向“后”看的。他不止一次地说：“美丽总是愁人的”，“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在他笔下，与“美丽”相伴的总是“寂寞”，“美”是一种令人感伤的回忆。回忆不仅包含作者的感伤，也是一种心理剖白：被社会逐渐抛弃的那一种美，因得不到现代物欲和功利法则的承认而变得面目模糊，或者像“乡下人”似的受到戏弄和嘲笑，现实的反差越大，越构成作者强烈的表现动机。他极力要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写出他对美的见解，正如湘西的“边城”故事，与千篇一律的现代都市生活相比，自有独特的“美”的逻辑。“自传”写沈从文十三四岁即接受预备兵训练，在离开湘西之前，大约有六七年时间随地方军队辗转辰州（即沅陵）怀化、常德一带，伴随他所在部队风流云散的是一种人际关系的解体，这使他在以后几十年生活中一直耿耿于怀：几乎闭上眼就出现在面前的那些侠肝义胆的朋友和不计利害的性情中人，在现实生活里却越来越少。作家多年后再回湘西，见到现代风潮为当地生活带来的凋敝景象，他在《长河·题记》写道：
 去乡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益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
 沈从文反感随“现代”一词蜂拥而至的“庸俗人生观”，不仅是在审美层面，也在于他对“现代”“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的拒斥。因为在他看来，他为生活所迫而经历的一切，在现代知识氛围里还无从得以表述。如果现代知识对这里的生活经验阙如，“终不外如彼或如此”；如果当地人不能用这种知识来对付或解决眼前困境，那么，这些“抽象的东西”无非过眼浮云，难以撼动湘西坚硬的历史，也就保留了这个“现代”难以真正改变的死角。这当然不是作者所希望的，但由此他却发现了这个相对于现代都市的他者的存在。比如他一年多时间“眼看杀过七百人”，“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而“对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因此对他而言，真正震撼心灵的“美”也必然带有“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难以发见的情感力度，以及在现代道德戒律的背景下一时无以言明、却由生活中来的感动与意会。
“一个大王”一节写沈从文随部队到四川，结识了一个先做土匪、后在部队“行伍出身的司令官身边做了一个亲信”的“大王”，他先是“黑夜里到监牢里去奸淫女犯”，后来又为要拐带洗衣妇、重新上山落草而被枪决。下令杀“大王”的正是曾救过“大王”而“大王”也由此感恩戴德的那个司令官，押付刑场前“大王”求饶不行，无奈只好上演一出“取义成仁”戏。在这里，沈从文特别关注人对自我生命的坚执，正如“大王”千方百计想得到他想要的女人，更千方百计想挽回自己的生命，临刑前一番豪言壮语过后，“又压低嗓子说：‘司令官你真做梦，别人花六千块钱运动我刺你，我还不干！’”尽管“司令官仿佛听不到”他的交换条件，让值日副官为他“买副好点的棺木”，还是杀了“大王”，但“大王”却做了他能为生命所做的最后一次挣扎。后来这司令官果然被“大王”言中，三年后在湘西辰州被属下用机关枪扫射，都来不及反省他当年不应该没听“大王”的话，“尸身随即被浸渍在阴沟里”。杀司令官的人一年后又“被湖南主席叶开鑫派另一个部队长官”用同样方法，“在文庙前面夹道中刺死”。这结局不仅包含沈从文对生逢乱世人的悲切，也包含一丝作者对人性在冥冥中有某种出神入化般力量的崇信与期待。
《从文自传》说，沈从文当兵后曾驻扎在一个地名怀化的小乡镇，“这地方给我的印象，影响我的一生感情极其深切”。其实这个地方是作者人生的一个中转站，从这时开始，他即认为人性不出自泾渭分明的善恶本性，他的审美天平更倾向于生活中人性的自然流露。比如怀化镇上“那个烟馆门前常常坐了一个年纪四十来岁的妇人”，对路过的“穿着长衣或是军官”“很巧妙的做一个眼风”，而“我同兵士过身时，只见她的背影，同营副走过时，就看到她的正面了”。
……这点人性的姿态，我当时就很能欣赏。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我一生活下来，太熟悉这些“人”的事情了。
与其说这种男女“人”事的细节逃不过他的眼睛，不如说是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欣赏”生活，善于捕捉一切概念无法穷尽的大千世界之人性种种，并由此形成他以审美的态度看待人生、品评生活特有的角度。又比如他回忆在部队做司书时为那些将官炖狗肉，重点不在狗肉炖得如何好，而是他对那些想吃狗肉的人的观察，还有从中欣赏和品评人性的快乐：
……这些文武幕僚也可真算得是懂幽默，常常从楼上眼看着我手上提了狗肉，知道我正在作这件事，却装作不知道，对于我应办的公文，那秘书官便自己来动手。见我向他们微笑，他们总故意那么说：“天气这样坏，若有点狗肉大家来喝一杯，可真不错！”说了他们又互相装成抱歉的口吻说：“上一次真对不起小师爷，请我们的客忙了他一天。”他们说到这里时就对我望着，仿佛从我微笑时方引起一点疑心，方带着疑问似的说：“怎么，怎么，小师爷，你难道又要请客了么？这次可莫来了，再来我们就不好意思了！”可是，我笑笑，跑了。他们明白这件事，他们也没有甚么不好意思。我虽然听得出他们的口吻，懂得他们的做作，但我还是喜欢那么做东请客。
作者并不怎么喜欢那些文武幕僚，他特别欣赏的也不在于人性善恶难辨的含混性。作者特别注重饮食男女交往中一分人性特有的率真与幽默，以及从这种世俗人生中得来的美感。这些人物不是生活中的楷模，更谈不上英雄，那一点率真与幽默却往往逃离了善与恶的道德界限，成为人们在平庸、困窘的现实中可驻足观赏的一道生活景致，并由此形成审美与道德理性的人生构想的巨大张力。

四
《从文自传》中的湘西生活，还有作者当年对周边生活旺盛的好奇心，为成就这位未来的文学家准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这一切对“自传”中的沈从文来说，实在是想也没有想过。他从小逃学，少年嗜赌，十几岁当兵，待稍微懂事面临的问题始终是如何找一份差事活下去。他对各种事物好奇，也主要是为见多识广，寻一条更好的生路。他其实是匍匐于生活的性情中人，因此才有那么多在当时一般文人笔下所没有的人生体验。在此意义上，文学创作似乎真正带一点捉弄人的意味，所谓“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然而，真正成就沈从文写作的，说到底，还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形成的提倡思想与个性解放的文化氛围，使他坚强而执著的个性，以及由这个性成就的“边城”写作，终不至于因“不合时宜”而被时代埋没。沈从文不是生活中随波逐流者，最令人钦佩的是支撑他强悍生命力的为人意志，无论环境多么困苦，都不放弃求生的希望；与此同时，他心中永远憧憬一种无法用理性言语表明的美的人性境地，并在他的“边城”写作中不顾一切、跌跌撞撞地一路追寻到底。当他遭遇“女难”，母亲为“我这种‘乡下人’的气质，到任何处总免不了吃亏”的秉性哭泣，他便再度离家，“走到一个使人忘却了我的存在种种过失，也使自己忘却了自己种种痴处蠢处的地方，方能够再活下去”，并发奋临帖，终于“我的几个字使我得到了较优越的地位”，如他所言：“生活虽然那么糟，性情却依旧那么强”。当他感觉在军队生活“多是从戎而无法投笔”，又不能运用手中的笔，像狄更斯那样“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满足像作者本人一样的一些人虽“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求知欲，便深感“目前一份生活不是我们的生活。目前太平凡，太平安。我们要冒险去作一件事。不管所作的是一件如何小事，当我们未明白以前，总得让我们去挑选”。于是也便有了“自传”最后一章“一个转机”，一场大病后，作者决心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他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到天津，长途跋涉十九天后来到北京，“自传”至此结束。但接下来的事实就是“他真的用一枝笔打出了一个天下”。
据张充和回忆，1947年沈从文即表示“他不想再写小说”，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写文物考古方面”。这里不打算分析沈从文写作转向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还是时代变迁使作家无法延续原有的创作路数，或者40年代他“陷于‘抽象’思索的热情而不能自拔”所产生的困惑；而是想说他的“边城”写作所以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与中国社会开始迅速向现代转型的背景密切相关。当时不止文学，整个社会都注意到“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就是都市文明以格外醒目的样态进入人们的视野。正是在这一时期，它刺激文学家去关注“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和作家“心曲的哀愁”的“乡土文学”（鲁迅1935年语），也刺激社会学家去关注这样的现实。1935年费孝通开始连续两年的“实地的社区研究”，触动这种社会考察的动机依然是社会急变对学者的刺激：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因此，沈从文的“边城”写作可谓恰逢其时。他的作品生动形象地说明，在逐渐被现代生活遗弃的乡土边地究竟还有怎样的事情依然使人怦然心动，怎样的人性之光依然让现代人神往。至40年代末，都市生活已经具有较大的规模和相对稳定的形式，前期社会转型对作家的刺激也逐渐平复，这也是沈从文的“边城”写作告一段落的原因之一。但从写《从文自传》到“边城”写作一系列作品的成功，却使作家的人文观念更具抽象的内涵，甚至使他产生一种建筑在审美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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