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文心雕龙》文体论为我们描述出一部详实的分体文学史。刘勰研究文体有两个重要方法：一是“原始以表末”，探讨每种文体的起源与流变；一是“选文以定篇”，选出每种文体在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家与作品。这两种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原始以表末”只能在“选文以定篇”中见出，离开了作家作品的例证就不可能弄明白文体的起源与流变，而“选文以定篇”也需要通过“原始以表末”加以编排与说明，才能看出文学发展演进的轨迹。两者的有机结合和展开，便构建出一部详实的分体文学史。汉代颂体分化明显，刘勰剖析条流，理出几条线索，一是模范经典之作，如扬雄的《赵充国颂》、班固的《安丰戴侯颂》、傅毅的《显宗颂》、史岑的《和熹邓后颂》等。它们“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⑩］。一是讹变的作品：班固的《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的《西征颂》，“变为序引”［（１１）］，正文寥寥数句而序文很长。魏晋时代的杂颂，刘勰认为“鲜有出辙”，其中曹植的《皇太子生颂》成就最高，然而毕竟是衰乱的末代，颂也出现了“褒贬杂居”的现象，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就是这样讹变的颂体。刘勰详实而基本准确地勾勒出颂由追录前王而逐步走向人间，乃至于“覃及细物”，由颂美功德，义必纯美而趋向褒贬杂居这么一个漫长历程。

    刘勰的选文定篇还与作家作品的品评相结合，往往一、两句话就能准确地抓住作家作品的特质，为后人认识文学史时所借重。《明诗》篇评论嵇康、阮籍说：“嵇志清峻、阮旨遥深”，真是言简意赅。再如其对建安诗风的简要描述：“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思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诣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１２）］，简明却又生动，被后来人视为对建安风骨的经典概述。

    第三，刘勰在史的考察的基础上，通变地确立了各种文体的写作规范与风格特点，文体是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的，那么究竟以哪个阶段的文体作为标准呢？这就先要进行一番“原始以表末”的考察，于文体发展史中寻找最符合该体特质的典范作品，然后再“敷理以举统”，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较为可靠，富有说服力，于文体的起源进行考察较易看出该文体的特质，某种文体的成立必然缘于其独有的场合和用途。刘勰的文体论中常出现“原失……”句式，该句式体现了刘勰在对文体本源有所认识之后对该文体写作规范与风格特点所持态度：“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１３）］“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１４）］等等。刘勰也并非要求文体回复到其本初状态，而只是要求在精神实质上保持一致。如颂，就不能违背“美盛德之形容”这样的规定，否则就是讹体。刘勰看来，颂“义必纯美”，而“风事兼美刺”，“颂”与“风”是不能圆融无碍的，只要精神实质基本保持一致。刘勰也承认文体的变化。比如诗，他坚持“雅音之韵，四言为正”［（１５）］的同时，也承认清丽居宗的五言流调，创作中根据实际情况，随性适分，惟才所安即可。

    在史的考察的基础上，刘勰对每一种文体的本质特点都形成了一种比较折衷公允的看法，这些看法几乎在论文叙笔的每一篇中都以声训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刘勰的“释名以章义。”“释名以章义”也还有追溯文体源头的意义，这与“敷理以举统”对文体本原特质的探索相一致，它们首尾呼应，明确了各种文体的写作规范与风格特点。

    文体分类，文体演变，文体规范是文体研究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文心雕龙》笼罩群言，无所不包，并将纷乱的文体纳入一个体系之中；追根朔源、原始表末，对文体发展史进行了精细的考察。以史为鉴，折衷古今，敷理举统、持论稳重，在这三方面，刘勰的文体论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绩。

    中国前期文体论从发生、发展乃至高潮，标志着文学、文学理论走向自觉、走向繁荣的过程。文体在发展过程中，不论是融合外来文化还是继承传统文化，都是随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断演进的。这也是文体发展的一条规律。客观地说，文体研究在整个写作学研究领域中，依然是个薄弱环节。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需进一步开掘，用现代科学探究文体规律尚在摸索，与相关学科横向联系的探讨也仅是起步，可以说，文体研究工作是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地进行下去。

    注：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

    ②《全晋文》卷七十七。

    ③《梁书·刘勰传》。

    ④《公孙龙子·名实论》。

    ⑤《文心雕龙·颂赞》。

    ⑥《晋书·挚虞传》。

    ⑦《文选序》。

    ⑧《文心雕龙·序志》。

    ⑨（１３）《文心雕心·论说》。

    ⑩、（１１）、（１２）《文心雕龙·颂赞》。

    （１４）《文心雕龙·哀吊》。

    （１５）《文心雕龙·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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