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我们处在文化对话的语境中，但当下却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应该和谁对话，如何对话。我们患了文化对话的失语症。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对话中的中国文化身份的努力，这里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马克思主义为体，古、西为用，以及“元文化”等模式。这些模式都是“体用”的对话态度，其内涵的是一种先在的预设，结果却是不得不陷入一种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对话悖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观念和方法，给出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文化对话态度。由此，我们试提出一个具有普泛意义的，在文化对话中如何确证中国文化身份的原则底线。
关键词： 对话 中国文化身份 体用 元文化 考古学
1．我们的精神文化境域
我们当代的文化语境是对话的语境。在对话的语境中，构成了我们的精神文化境域，即：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其中，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有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对话，还有已经融入我们政治、精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的对话。实际上，中国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史，就是这些不同的文化的对话史。现在，我们仍然处在这种文化对话的境遇当中。不过，我们所处的这种对话的境遇却是一种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
⑴ 我们从哪儿出发去进行对话？或者说在精神文化中的我（我们）是谁？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抑或是外来的西方文化？这还真成为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但是，我们的精神文化境域却会对这种“当然”的态度说“不”。实际上，在可以称作“我们的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是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了；我们不是已经习惯了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一切问题，解决一切问题吗？另外，近些年来，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大举进入我国，并逐渐在精神理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成为了我们当代社会的主流话语。我们不是吃着洋快餐，穿着西服，乘着洋车，住着洋房，过着圣诞节吗？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浸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痕迹，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而我们的传统文化相当大部分却是在图书馆里，研究者的桌案和学校的课堂上，或者仅具有历史回忆和旅游观光的意义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作用已明显弱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实际上，今天的我们在这样的文化对话境遇中，真不知道“我们是谁”了。
⑵ 我们和谁对话？这里的“我们”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是语言中的虚拟的“我们”。因为在当今文化对话语境中的“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是“谁”了，文化对话中的“我们”已经丢失了。在这种失去自觉意识的对话框里，“我们”也失去了对话的对象。我们既不知道我们在和谁对话，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和谁对话。所以，我们才有了从存在主义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到文化热、国学热，以及马克思热、现象学热、解释学热等精神文化寻觅的轮回。在这种精神文化的轮回中，我们在寻找着对话中的我们和对话中的对象。应该说我们还处在精神文化的迷茫状态。
⑶ 如何进行对话？在历史上，我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对话方式。我们的先人创造了“体用”、“和合”等对话方式。通过不同的对话方式，生成着不同的原生文化。如近代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全盘西化都属于“体用”的对话方式。而宋明理学，既有“体用”，又有“和合”。今天的我们却在这种“体用”、“和合”等对话方式中来回游荡。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忘记了我们是谁，丢失了我们应该的对话对象；我们已经不知道应该对谁说，应该说什么，我们好像丧失了对话的能力，我们患上了失语症。我们不是又开始争论什么“纲目”（体用）、“合和”，白话、文言的是与非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境遇。我们拥有的只是那个虚拟的“我们”还没有停止的“寻找”，要（Will）找回丢失了的“我（们）”，找回我们本来的那个“应该”，从而知道“我（们）是谁”，应该和谁对话，怎样对话。可是，这种“寻找”之路是那么的艰难曲折！
⒉ “元文化”探究的可能与不可能 ━━“体用”态度的辨析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忘记他们对文化使命的担纲，一直寻找着文化对话中的“我”的身份。在历史的维度中，这种意义上的“寻找”经历了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以及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各种模式的转换[1]。但是，这些貌似不同的“寻找”实际上都是在我们传统的体用不二的把握方式中打转转。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说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土身份的眷恋和守成愿望；而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的“西化”倾向，在李泽厚这里体现为“西体中用”，这种倾向代表了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惰性的无奈，以及面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双重挤压下所不得不做出的应答。实际上，这里蕴涵的是如何处理守成和开新的关系问题。这种对文化对话中的“我”的身分进行寻觅的努力，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和国学热中。
近来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元文化”的概念，试图解决在文化对话中“我是谁”的对话身份问题。在“元文化”这个概念中，既昭示着对中华传统文化仍具有着当代性的坚定信念，也表明了其中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守成倾向的承继。提出“元文化”的主旨是试图找到中华文化的根、源、本、真。这种观点认为：把中华民族落后与挨打的根源归结为中华文化本身，是需要反思的。如果说中华文化本身有问题，那么，中华民族在古代曾领先于世界的辉煌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吗？在科学思维逻辑中，同一种条件不能造成一种物质的两种状态；依此，一种原因不可能同时造就出先进与落后两种状态。同理，同一个中华文化难道会造就出辉煌与挨打两种状态吗？之所以会出现辉煌与挨打两种状态，是因为文化的失传与变质。所以，我们要找回失传与变质之前的“元文化”。这种观点认为，“中华元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是‘道器分离’的文化；董仲舒以后的文化是‘伪道无器’的文化；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化是‘寻道找器’的文化。”[2]关于“寻找元文化”这种观点的实质我曾有过这样的概括：“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文化有源有流，源是本，流是末。由末逐本，由流溯源，为的是去弊而求真求元，为的是解惑而寻中华文化之根之本。有了根，有了真，有了本，有了元，就找到了元中之元。由此，才会有中华文化中‘我是谁’的体认，才会有‘儒释道’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融合。”[3]这种“元文化”的精神意图是明显的，即：⑴“坚信”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好的文化，是适合于中国的文化；这种“坚信”来自于我们的寻觅和诠释。⑵作为好的文化之元，在时间序列中，存在于中华民族祖先“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所创造的经典中，这里有我们的元典智慧。但这种好的文化在以后的文化传承中失传变质了。⑶ “返本开新”是寻找好的文化之元的目的。在文化的对话中，只有从那个好的文化出发，才会在对话中有我们的位置。显然，这种看法承袭了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方式，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应该说这种“元文化”的思维方式与“中体西用”说是同源同质的。可能这种“元文化”的提法以及对元文化内容的看法会引致不同的意见，但我们不想拘泥于对这种看法当中某种内容的具体评价，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看法所昭示的理论视界之可能、如何可能，以及有什么样的“应该”才是可能的。我以为对这种“如何可能”的发问应该在历史与逻辑的诠释中寻找其“应该”意义上的答案。
以“体用关系”来把握中西文化对话关系的中体西用说作为已延续一百多年的事实,有其出现并存续的历史必然性。关于这种历史必然性在各种类型的思想史、学术史、哲学史的著作中已有很多论述，这些论述大多是从文化历史背景、思想传承、主流话语的嬗变等来阐明的。这些论述表明了我们“只能”站在中国传承下来的以儒释道为内核的文化的立场上来说话，并且在与西方文化的交往中，“只能”以“体用”（其中包含着道器、本末的方式）的思维框架去把握。这里的“只能”是指处在如此这样的境域中的我们，不得不如此这般地去做如此的选择。这种如此的“只能境域”就是它的历史的可能。如果我们将“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作为我们的评价预设,则这种不管是以先前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还是以现在的新儒家、“元文化”的面目出现，实际上，都是以“体用”（也可引申为道器、本末）作为面对某种特异文化的一种对话态度而存在的，因此，这种历史的存在性就是它的合理性。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文化对话态度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而是这些文化的对话态度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是否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和普遍性？或者说这些“体用”的对话态度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否有意义？有何意义？在此，我们从所经历的历史事实出发，对文化对话中的“体用”态度提出如下一些问题：
⑴ 如果说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体用”中的“体”，是因为我们“坚信”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好的文化，那么这个“好”的价值评判是以什么为依据呢？这里的“坚信”是来自于某个天道，抑或是某种理性的召唤？亦即我们凭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好的文化？
⑵ 如果说我们说的“好”是缘于对我们的存在意义的评判，那么，为何对我们的存在有意义的“好”的文化却没有在我们必须如此存在，并且只能如此存在的历史中为我们的存在而传承下来？为何却失传和变质了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本来是好的，并且已属于我们的东西却远离我们了呢？能说我们不需要它了吗？
⑶ 将某种文化规定为“体”，其他文化为“用”的文化对话态度，内涵的应该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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