⑵ 对话中的文化身份不是一种先在的存在，它是对话给予的。在知识的层面上，是不能给我们的文化身份以任何规定的。尽管文化身份有生成与构成，但这里的生成却是文化身份的自身给予，是自性的。因此，对话是文化身份的解题路径，但是对话的前提却是文化身份的确定。这样，我们就陷入了文化对话的悖论之中。这种文化对话悖论的破解在于从我们的现实存在出发，找到对各种文化资源的取舍根据。也就是说，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已经有了什么，而且在于这些已经有的东西是否还属于我们，原来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是否现在应该，并且能够属于我们。可以把一切文化资源平等化，按照“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的”和“什么会使我们存在得好或更好”的原则，去找到或建立我们的文化和文化身份[11]。所以，我们在对话中关注的不应是某种文化最开始属于谁，而是现在谁做得最好，现在属于谁；即：有的可以丢掉，没有的可以创造，一切从我们的现实存在出发。

    ⑶ 文化是创造的，对话中的文化身份也是创造出来的。历史上我们曾经拥有和现在仍然拥有的文化，并不是本来就拥有的，而是先贤们在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中创造出来的。儒家所传承的“六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都是孔子之前的先贤们创造出来的。这些经典作为“可传之统”（当然还有不可传之统），通过儒家世代先贤的努力而传承至今，不可否认的是在传承中也有放弃。所以，文化（不管何时的文化）及对话中的文化身份就是在人类存在意义的追寻中创造的，是对已经拥有和应该面对的文化资源的升华和超越。福柯所说的可见物和可陈述物就是告诉我们文化身份只能在当下的可能的文化资源中寻找。

    丘吉尔说过，市场经济可能不是最好的制度，但目前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实际上，面对文化对话的各种文化资源，我们很难用某种观念去否定另一种观念，因为一种观念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我们能做的应该是在这些可能的对话观念中找到一些或某种可能不是最好，但目前对我们却是最合适的文化对话的观念和确定文化身份的方法。这也是我们所拥有的说话工具给予我们的能说什么的界限。我们还是不要越界，守住对话的原则底线为好，在这个原则底线和我们日常的现实生活中，可能就有我们要找的对话中的中国的文化身份。

   
注释：

    [1] 在思想史上，有许多学者不同意用“体用”关系来概括中西文化的关系。严复就批评过中体西用的说法，他借用“牛体不能马用”来说明“体用”是不能分开的，而是统一的。对于中西文化的关系，在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间，还有许多不赞成极端的归结的做法，而是或偏重于中，或偏重于西。

    [2] 参见刘明武著：《寻找元文化》序，中华书局（香港）2003年3月版，第Ⅰ—Ⅲ页。

    [3]参见《人文杂志》2002年第2期《“立象尽意”之意：元文化之源》一文“编者的话”。

    [4] 转引自冯契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5] 福科所说的古典与现代的分野，应该是以康德为界域的。参见福科：《词与物》译者引语第7页，前言第11页。

    [6] 参见德勒兹：《一位新型档案员──论知识考古学》，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544—545页。

    [7] 同上，第547页。

    [8] 《福柯集》编选前言第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9] 同上。

    [10] 李泽厚先生在《哲学探寻录》中，把“人活着”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他指出：“以‘人活着’这一原始现象作为出发点，便可生发出三个问题：（一）‘历史终结’，人类何处去？人会如何活下去？（二）人生意义何在？人为什么活？（三）归宿何在？家在何方？人活得怎么样？

    [11] 参见赵汀阳：《智慧复兴的中国机会》，载《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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