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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的发生学特点

时间:2009-8-8 16:46:19  来源:不详
  
  具体的集团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是疏于抽象思维。这个特点在日本文化的发生阶段就已见端倪。
  (一)“来世”观念不发达
  据《日本思想史概论》记载,日本最初葬礼的特点是简单和“断切”(死者与现世的断绝)。绳纹时代的墓葬都很简单,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用意:简单在地上挖个坑,尸体用土埋住。上面没有像后世那样的坟墓或石碑,也无特别的标记,以至有的坟因分不清已是埋过尸体的地方又在其上埋尸。迄今也没有发现厚葬的特殊墓葬。坑内的葬式大部分是捆绑手足的屈葬、胸部压着扁平石头的抱石葬以及头部扣上深钵的遮盖葬。这些都是为防止死者“重归”而做的处置,而且葬品中只是些死者生前享用过的东西,没有为死后的“生活”准备的附葬品,墓前也没有要供奉死者的痕迹。(注: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概論、吉川弘文館、1998年、10—11頁。)这些都说明,日本先民还没有形成抽象的“来世”观念,还没有将生前的价值与死后的意义联系起来,即尽量使生和死断绝开来。因此,对死者的相应仪式,也不像是出于亲情的追思,而是为躲避灾祸而行的慰祭。总之,这个时代完全看不到被称为日本古代之美风的出于亲爱之情的祖先崇拜的行迹。从考古学上确认祖先崇拜的痕迹是那以后很遥远的古坟时代中后期才开始的。而且,绳纹时代经过了600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绳纹人塑造雕制粗陶、陶俑陶兽、陶版的手艺虽博得世人赞叹,但他们没有花费更多的心思和精力去创造先进的生产工具,也没有形成农耕或畜牧以“征服”自然,更没有摆脱巫术的束缚去探索精神世界。这确实是一种“畸形”发展的文化。(注:参见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二)没有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主要产生在农耕文化产生之前的狩猎、捕捞、采集时代。其特征是相信本氏族同某种动物或植物之间存在超自然的关系,因此将其物特别加以神圣化。关于图腾崇拜,尽管有些日本学者主张日本也有图腾崇拜,但著名学者石田一良认为日本很难说有图腾崇拜,至少现阶段在出土的遗物、遗迹中还没有发现可以证明的东西。据记载,在日本出土的石器时代烧制动物土偶是一些和狩猎、渔捞时代生活没有密切关系的约长51厘米左右的猪、猿、犬等动物,这些动物土偶和人型土偶相比,数量实在太少,还不足以说明那就是图腾崇拜的对象。这些出土的土偶大部分都是胡乱地被抛掷,看不出有什么神圣性,而且它们大部分是女性,从对乳、脐等刻意突出强调的痕迹看,不能不是咒物性的女性崇拜。(注: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概論、吉川弘文館、1998年、12頁。)图腾崇拜可以说是原始人类以宗教的形式进行的最初的哲学理性思维的方式或意向,而日本先民还没有形成较成熟的图腾崇拜思想。因此,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理念传入日本后,那些抽象的、虚无的、理念的部分逐渐脱落,或者逐渐转化为具体的、实用的、可操作的形态。如中国儒学的仁、孝、理等抽象范畴在日本更多地表现为忠、信、诚等具体概念就是佐证。而“封闭的小地域”这个日本文化的摇篮,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像中国这样的广大地域,面对黄河、长江这种自然巨物的民族,最终不能不用超感性的、抽象的、普遍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中国的“天下”意识就非常典型。相对于有范围界定的“国”的概念,“天下”的概念是没有界定的,“天下”即普天之下。普天之下不是具体的感性概念,而是只能抽象把握的理性概念。但日本文化的发生空间本来就是从大陆切削下来的一角,而这一角又自然分割成一片片更小的空间,因此,一切都在具体的视野之内和感性的事实之中,普世的理性原则并不奏效。
  一种文化的成熟发展,必须经过从感性到抽象、从具体到一般、从内到外的思维过程。为世界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发性民族精神和成熟文化都经过了这样的发展过程。但日本的原发性文化长久地停留在即物层面,在还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精神文化阶段,就接受外来文化的现成成果并直接进入了操作过程。所以,直到后来也总是疏于抽象思维,偏离普遍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立场认识人类事务和处理民族间的问题,最终导致精神文化价值品位评价不高。
  (三)未曾有过与异民族的冲突和融合
  综观世界文化的发展,没有一个值得记载的民族文化不是在异民族的入侵、冲突和融合中发展的。人类四大文明的发祥地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都曾经过了无数与异民族冲突、融合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灿烂的、高品位的文化。辉煌灿烂的希腊罗马文化、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等,就是与异民族的冲突、融合中最终形成的。与异民族的冲突,有利于充分分解以原始族群为基础、内部结合紧密的单一民族群体内部,结成多民族的融合体。这种多民族的融合体,是超越原来的狭隘与具体,建立在抽象和普遍的理性之上的,它虽然较之单一民族的紧密结合要松散,但它是更高品位的人类理性实现的。因此,可以说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过与异民族的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就不可能成长为成熟的民族。
  日本从大陆桥消失于海洋以后,成为与世隔绝的岛国,持续了上千年单一民族的历史。虽然在文化形成之初的弥生时代也有大批的“渡来人”涌入日本,但这些“渡来人”都是传播文化和技术的和平使者。他们虽然唤醒了尚处于原始文化状态下沉睡的日本列岛,但未能对原有的社会生存样式形成强大的冲击,独特的天皇制的存续就是一个佐证。换言之,由于未经与异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日本民族原有的天然群体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分解,始终没有形成建立在抽象理性基础之上的民族和国际观念。因此,日本人始终不愿意脱离具体的“委托与庇护”关系,始终不知道如何做超越日本的普遍的世界人。这也是日本特别拘泥于“集团主义”的重要的文化根源。
  综上所述,日本文化发生于分隔、封闭的小地域。众多分隔、封闭的生存空间又叠加为整体结构,相互形成对立、排斥、竞争关系,从中引出你我分界的政治逻辑。这种逻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最终导致普遍的、恒定的价值判断的缺失。日本民族在走向“世界公民”的过程中,其特有的民族逻辑将受到世界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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