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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中国”：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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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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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人。”[4] （p334）他还特别推崇中国的学者政府，并别具慧眼地发现了中国园林的不对称之美，不自觉地缔造出后世风靡英伦的造园规则[5] （p18）。可以说英国人对中国的钦羡在他的身上亦臻于顶点，他甚至说中国的好处是“说之不尽”的，是“超越世界其他各国的”，而这些无不出自他那独有的、世界性的眼光。
抛开乡土观念和民族偏见，做一个世界公民，更是18世纪英国作家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30-1774）的理想。他将最初刊登在《公簿》（Public Ledger）报上的“中国人信札”，结集印行成一本厚厚的《世界公民》（Letters from a Citizen of the World, to His Friends in the East），成为18世纪利用中国材料的文学中最主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品。这部作品里涉及中国题材的地方不胜枚举，如果细加统计，可称得上是关于中国知识的百科全书。哥尔斯密在书中多方面称誉中国文明，并借那些中国的故事、寓言、圣人格言、哲理，去讽寓英国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社会风尚，来对英国甚至欧洲社会状况进行“有益而有趣”的评论，企求中国的思想文物能对英国社会起一种借鉴作用。18世纪欧洲的不少作品采用的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即借“他者”（当然是理想化的）来对自身的社会状况等大发感慨与评论。这一传统在英国文学里延续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比如19世纪散文家兰陀（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就假托中国皇帝与派往英伦视察的钦差庆蒂之间的对话，批评了英国社会现实的混乱与不协调。20世纪的英国作家迪金森（Lowes Dickinson, 1862-1932）则写了《约翰中国佬的来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1901）和《一个中国官员的来信》（Letters From a Chinese Official, 1903），重现了18世纪欧洲人心目中的那种乌托邦中国的图像，以此批评西方文明。
与以上那种乌托邦中国形象相比，17、18世纪英国作家笔下的另一种中国形象则是批评否定性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无异于一个野蛮、愚昧、异教的民族。威廉·沃顿（William Wotton, 1666-1722）认为中国的典章学术徒具虚名，何其幼稚，中国人与未开化的野蛮人差不多；威廉·匿克尔斯（William Nichols, 1655-1716）甚至伪造了一则荒诞不经的中国开天辟地的神话，攻击中国的宗教与道德；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也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持有怀疑态度，不相信中国的历史有那么久，中国科学有那么高明。
颇有声誉的小说家笛福在《鲁滨逊飘流记续编》及第三编《感想录》等作品里，更是对中国文明进行肆无忌惮的讽刺与攻击。在他眼里，所谓中国的光辉灿烂、强大昌盛等耶稣会士颂扬中国的言论，丝毫不值一提；而中国人的自傲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事实上中国人连美洲的生蕃野人都比不上；中国的宗教则是最野蛮的，中国人在一些怪物的偶像面前弯腰致敬，而那些偶像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下流、最可鄙、最难看、最使人看了恶心反胃的东西……从而成为当时欧洲对中国一片赞扬声里最刺耳的声音。笛福从未到过中国，为何对中国的评价如此毫不留情、如此极端，我们可以从他的宗教信仰、爱国热情、商业兴趣和报章文体诸方面做些分析[6]。
当然，笛福等人的中国观与坦普尔、哥尔斯密等人一样，批评中国或赞美中国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理想，均是为了改良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这就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状况：赞美者把中国的情况过于理想化，而批评者则抓住一点，否定其余。
如果说18世纪初的笛福对中国的严厉批评基本上是出于一种商业需要与文化偏见，那么，到了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这种否定性评价则成为主导性潮流。1793年法国进入大革命高潮，欧洲近代启蒙文化之自信亦随之达到高潮；同一年，英国马嘎尔尼爵士率领庞大使团满怀希望访华，因遭遇天朝封闭体制拒斥而失败。一年中发生的两件大事，构成欧洲人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态度的历史性转折。马嘎尔尼使团回国以后有关中国的报道、书籍在英国纷纷发表出版，影响遍及整个欧洲。人们似乎恍然大悟，那由传教士和启蒙哲学家渲染的令人仰慕的“理想国”原来竟如此落后、野蛮、腐败，千百年来竟然毫无进步。
19世纪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摒弃期。欧洲思想家越来越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看作是停滞不前、落后愚昧的，他们对这些国家顽固抵制基督教和西方生活方式的传播感到不可理解。尤其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与中国相互关系的整个基础。一个被打败的民族不会受人尊重。所以，19世纪的中国渐渐被人视为劣等民族、牺牲品和臣民，可以获取利润的源泉，蔑视和可怜的对象。这些带有负面性的主导观念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融进了英国作家对中国的认知想象和形象塑造之中。
总的来说，19世纪英国浪漫作家对东方中国的印象不佳。借助于鸦片、梦幻、想象力，柯勒律治在诗作残篇《忽必烈汗》（Kubla Khan）里展示了神奇的东方异域风情。但在散文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那里，东方中国则是一场恐怖的噩梦。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在他眼里，中国人非常低能，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所以他不仅支持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且主张靠军事力量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在浪漫诗人笔下，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同样是消极的。拜伦眼中的中国人是受到蔑视和嘲笑的。雪莱也把中国当作“未驯服”（unsubdued）的“蛮族”看待。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英国很快走上了强盛与霸道之途，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也逐渐在其国民中“深入人心”，贬抑中国之风亦随之愈演愈烈。狄更斯就通过他笔下人物的口说“中国怎样可能有哲学呢？”桂冠诗人丁尼生在一行诗里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
当然，英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并非总是助长英帝国对中国的强盗行径。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古典作家的兰陀（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在鸦片战争期间组织的一次宴会上曾大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当时的文坛领袖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也谴责英政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中国皇帝在他心目中是勤劳的伟人，中国的科举取士则为他的文人英雄论作了注脚[7]。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小说家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 1828-1909）从中国瓷盘上的柳景图案获得灵感启示，创作了其小说代表作《唯我主义者》（The Egoist, 1879），将自己个人的巨大精神创痛和哲学研究变形为艺术，以警戒世人，评价时代，并以此说明人类整个文明发展过程中父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的本质。
19世纪的唯美主义者试图在遥远的异国，在与西方文明迥异其趣的古老东方文明中找寻他们自己的艺术理想。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向往东方艺术，并与老庄学说产生了思想共鸣[8] （pp18-25）。然而，这种美好的艺术理想在19世纪末兴起的“黄祸论”中，显得非常脆弱。这里，颇值得一提的是1893年，也就是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一百周年之时，英国历史学家皮尔逊（Charles H.Pearson, 1830-1894）发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个预测》（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A Forecast）一书，反复论述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的“可怕”，由此促成了一种席卷西方世界的“黄祸”谬论的出笼。其间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人入侵英伦的小说。几位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作家，如盖伊·布思比（Guy Boothby）和威廉·卡尔顿·道（William Carlton Dawe）、玛丽·冈特（Mary Gaunt）等，涉及中国题材创作时，均怀着极深的种族主义偏见，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否定性描写为其主导倾向。而另一个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 1883-1959）以其13部傅满楚系列小说引人注目。他所塑造的阴险狡诈的“恶魔大天使”傅满楚博士是坏蛋中国佬的典型。傅满楚形象可以说是20世纪初英国对华恐惧的投射的产物，影响深远。这一人物还出现在影片、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在欧美世界可谓家喻户晓[9] （PP60-68）。
不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布战争与义和团事件的历史氛围中，英国作家迪金森则通过其作品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忧思和对中华文明的理想信念，从而再现了18世纪启蒙作家关于中国的理想景观，同时也预示着20世纪的不少英国作家对中国（当然是文化的、历史的、美学的中国，而非现实的中国）的向往之情。
对东方中国的新一轮希望，以一战的爆发为标志逐渐得到证实。发生在1914-1918年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血淋淋的事实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弊病，给人们带来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对欧洲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是一个沉重打击。这让一些对文明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的西方有识之士，在正视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将眼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东方和中国文明，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化中找寻拯救欧洲文化危机的出路。自1920年起，一些英国文学家、哲学思想家踏上中国土地，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中国的现实，寻觅着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印象。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来中国追寻着古典的荣光，昔日的绚灿，渴求着那暮色里消逝的东方神奇与奥秘。迪金森有两个文化理想，一个是希腊，另一个是中国，他来中国后更深感中国之可爱，觉得中国是人类理想的定居之所。比之于以往的欧洲作家，他对中国的赞美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为何如此袒佑中国，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只感到自己的血管里似乎流着中国人的血，或则上辈子就是一个中国佬[10] （p142）。怀抱终身中国梦想的新批评家瑞恰慈（I·A·Richards, 1893-1980）前后有七次中国之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因为中国永远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剑桥诗人燕卜荪（William Empson, 1906-1984）感到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好，叫人留恋不已。奥顿（W·H·Auden, 1907-1973）、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 1904-1986）结伴东来，亲赴中国抗日战场，写下了流芳百世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 1939），思考着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国文化迷”哈罗德·阿克顿（Sir Harold Acton, 1904-1994）离开中国时觉得结束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另外，叶芝、卡内蒂（Elias Canetti）等在中国文化里获得了某些启示，乔伊斯作品里也有中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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