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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中国”：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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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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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的“碎片”。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 1900-1954）则第一次在小说《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描绘了东方群山之中一个和平、安宁之地——香格里拉（Shangri-la），为西方世界在中国“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三、“中国不是中国”：他者想象与文化利用
通过考察英国文学里呈示的中国形象，我们注意到，在英国作家笔下，中国有时是魅力无穷的东方乐土，有时是尚待开化的蛮荒之地，有时是世上唯一的文明之邦，有时又是毫无生机的停滞帝国。……这些都绝非事实的中国，乃是描述的中国，或者是想象构造的中国。就像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满怀着对西方文明惨痛重创的哀伤，满怀着担心人类面临整体绝灭的忧患意识，满怀着寻找新的文明因素以拯救西方和人类文明的渴望，他所看到的和所描述的当然不完全是事实的中国。
众所周知，文化交流中总是存在着“事实的”（文化本体）与“描述的”（文化变异体）两种文化形态。可以说，中国题材在不同历史阶段，或相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作家那里，承担的两种价值不同的社会功能（肯定或否定，批评或赞扬），这均不是“事实的”文化的本体性价值，只能是“描述的”文化的价值[11]。对英国作家而言，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国家，不如说是他们想象描述的一个神话，是激发他们写作和表达思想的灵感和素材。就像萨义德在先行发表的《东方主义》1995年版后记时所用标题“东方不是东方”那样，英国文学里所展示的中国形象，我们可以同样套用一句“中国不是中国”。
在萨义德的著述中，东方主义者把“真实”的东方（East）改造成了一个推论的“东方”（Orient）。这里，前一个东方（East）是一个地理概念，后一个东方（Orient）是一个有着自身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的文化观念，是西方人的虚构，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循此而论，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也并非地理空间存在意义上的中国，而是被东方化了的中国。
这其实是异质文化接受中的普遍现象。照萨义德的说法，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己”（alter ego）的存在。自我的构成最终都是某种建构，即确立自己的对立面和“他者”，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在再创造自身的“他者”[12] （p426）。在英国作家眼里，中国也是“他者”。不管他们以何种途径来认识中国，从何种角度来观察中国，用何种心态来评价中国，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视为与自身相异的“他者”，倾向于把中国想象为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构想物”。他们或把自己的文化梦想投射到中国，如毛姆、阿克顿；或借中国反思西方文明和人类命运，如罗素、奥顿；或把中国作为西方文化优越论的陪衬，如萨克斯·罗默、盖伊·布思比；或作为自己艺术构思的契入点，如柯勒律治、梅瑞狄斯；或将中国作为英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如兰陀、迪金森……与之相联系的是，他们之所以一往情深地探询中国文明、渴慕东方智慧，恰恰反映了他们认识自我的深层需要和欲望诉求。就像有些评论者所言：“中国这样一种奇怪的启示者，似乎想接近他而不触及自身是不可能的，鲜有作家能在处理中国题材时不流露内心的幻觉；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中国的人讲的其实都是自己。”[2] （p262）可以说，英国人描述的中国人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英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由此不难推论，英国作家对中国的兴趣并不为中国的历史现实所左右，中国对于英国作家的价值，是作为一个“他者”的价值，而不是自身存在的价值。被他者吸引，构成了文化交流的动力机制。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曾说，中国文明具有绝对的“异类”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只有绝对的“异类”才使人产生最深的爱，伴随着想要了解她的强烈欲望。因而，无论英国作家对中国持有什么态度（或褒或贬，或敬佩或谴责），始终是把中国放在“他者”或异类的位置上。我们看到19世纪的中国形象是停滞落后的（这当然并不完全是中国的真实），因为日渐强大的西方需要一个“他者”作为否定的对象，历史上的中国形象一直处于西方文化的对立面，尤其是在西方自我认同自我扩张时，中国形象就表现为其否定面。而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彷徨时期，比如20世纪初，尤其是一战以后，也有不少英国作家和思想家对中国发生了兴趣，希望在东方中国找到人间乐园或拯救西方危机的良方，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虚构故事（如希尔顿《失去的地平线》）和理论著作（如罗素《中国问题》），但中国依然没有融入英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因为衰败中的西方精神很难说真的会在自己的危机中乞助中国儒道释的道德、超脱精神，深入反省西方精神传统的海德格尔就明确表示：“我深信，现代技术世界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我深信，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13] （p184）
借助于他者，人们可以返观自身，回归自我。那些试图在中国寻找精神家园的英国作家，正是在中国这个“他者”身上，发现了一个拟想中的没有分裂的自我。德国汉学家顾彬说得好：“西方人把视线移向东方的目的是想通过东方这个‘异’来克服他们自身的异化”[14] （p47），从而回到“本真”的状态，寻找一种温馨的“家园”，一种“前文化阶段”没有异化的人。
这就是作为“他者”的中国，作为文化利用对象的中国对英国作家、思想家的“有用”之处。当然，任凭自身文化所需对异域文明进行取舍、评价和改造，本是无可非议，其对异文化的误读、误释同样在所难免。相比之下，英国作家对现实的中国缺乏关注，中国题材作品里所展示的偏见与成见也无不影响着一般读者对中国的印象。德国汉学家卜松山说过，西方绝大多数人对中国所知甚少。谈到中国，人们会马上联想到“黄祸”、“蓝蚂蚁”、“天安门”等充满敌意或偏见的图景。西方对中国的无知，文化隔阂导致了对中国的妖魔化[15]。因而，文化交流的理想形态是建立在“事实的文化”基础上的，这样至少可以更直接地加深了解，消除偏见，真正地把陌生文化当作一面镜子，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所谓跨文化对话，就是不要以本位文化作为文化沟通的起始点和归宿，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开放的心态互相学习，提高对“他者”的敏感度。
英国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好比一面历史的镜子，这面镜子里凸现的却是他们自己藏着的原形。因此，当我们再来试图借助这面镜子进行某种文化反省时，所持的态度更多应该是冷静清醒，充分认识到异域作家所采用的这样一种在他者想象中进行文化利用的叙事策略，避免落入那些光怪陆离的“中国形象”所预设的陷阱，以有益于中外文化之间真正平等的互动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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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13]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A].外国哲学资料（第5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4]顾彬.关于“异”的研究[M].曹卫东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5]刘慧儒.“把陌生文化当作一面镜子”——访德国汉学家卜松山教授[J].哲学动态，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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