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叙述与文学叙述渐行渐近,文学革命变为革命文学,主体创造意识也成为群体机器的附庸。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征,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却不必化约成如此狭隘的路径。”[15]6显然,王德威将“感时忧国”置换成了“文以载道”和“革命文学”的同义语,这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而且也是对夏志清的“感时忧国”说的严重误解。“感时忧国”虽然和“文以载道”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们深层的思想内核都是忧患意识;但前者主要是指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内忧外患、丧权辱国、政治腐败等带来的广大作家对于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深层忧虑,呈现为一种对民众的启蒙行动与民族救亡行为,一种对现实的强烈关注精神。这也是近现代以来很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所做的一项系统工程。现代文学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百年的屈辱和苦难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起源、生长以及发展,均得到了世纪苦难的恩泽,它更从数千年中国文化的无限悠远中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因此,“感时忧国”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种深层的精神底蕴。正是这种“感时忧国”精神,现代文学才充盈着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与使命感。而王德威所讲的“革命文学”主要是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它只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而并非整体,绝不能涵容全部的现代文学史。当王德威说“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征”时,他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现代文学作了一种以偏概全的概括。王德威说“五四压抑了晚清”,其实他对于晚清现代性的彰显又何尝不是“晚清压抑了五四”?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这似乎成了很多学者无法跨越的障碍。
有鉴于此,内地学人杨联芬继王德威之后对晚清现代性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杨联芬不赞同五四是对晚清文学的压抑与遮蔽,而是认为“五四以后文学的国民性批判,是晚清普遍的‘知识层面’(更多依恃于概念),逐渐深入到作家的心理和情感层面,并与作家对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达成一种和谐。因此五四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与作品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追求基本上同步。换言之,国民性批判的母题,促进了五四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并规约了现代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17]。这样的论述足可三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从夏志清开始到李欧梵再到王德威,现代性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由于这一研究视点的引进,我们的许多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要作概括,不妨可将此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次“发掘边缘,挑战中心”。夏志清将张爱玲、沈从文等人从尘封的历史中唤醒,李欧梵对于城市想像研究的拓展以及对于城市文学的倡扬与重新评判,王德威等人对于现代性源头的重溯,这一系列学术研究都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长久以来被遮蔽的边缘区域,也不断地开放拓宽我们的研究思路和评价体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海外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产物,它虽然在西学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在学术思想上却一直追随西方,与之处于同构。即使某些汉学家本身并不怀有偏见,但它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西方的学术体系,因此,很容易产生以西方为取舍的思维观念,将非西方社会的变化简单视作所谓的西方经验所体现的“普适”模式的证明,因不符合在中国独特的境遇中诞生与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需要鉴别和清理。因此,内地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对于双方都是重要的。任何一种学术的发展不是一个声音、一种模式可以决定的。全球化进程中的思想和学术也不应只是一种形态、一种思维,而应具有自身的文化身份与指纹。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一套契合中国现代文学实际的现代性的批评理论。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的实现还要靠包括海外学人在内的广大现代文学研究者持之以恒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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