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这些与上海渊源极深的海派作家作品中包蕴了大量的现代性因素。

    卡利内斯库认为现代性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从起源和发展来看,现代性具体体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文明史的现代性,它体现为理性的崇拜;另一种是审美的现代性,它表现为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摒弃。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一方面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基本文化冲突,另一方面又是理解现代性自身矛盾的一把钥匙。”[7]严格地讲,海派作家的现代性近似于卡利内斯库所言的第二种“现代性”,即“审美的现代性”。施蛰存的很多作品都向我们展示了上海都市生活的急迫节奏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刘呐鸥也描写了都市生活的病态,而穆时英则“把男女之间的邂逅套路”,“推到了一种喜剧化的,甚而滑稽的地步———由此变成了一种对商品化现代性的毁灭性讽刺”。[8]李欧梵对海派的钩沉和对“重乡轻城”价值观念的批判,为中国文学研究开拓了另外一种空间。它告知我们,文学的现代性是与城市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必须在都市中展开,而都市一定是现代性的产物和标志,二者水乳交融。”[9]而这恰恰是为现代文学研究所忽略的,所以我们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对海派文学的重视与发掘并非自李欧梵始。在内地,上世纪80年代起严家炎等人即对新感觉派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此后,赵凌河、吴福辉、李今等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引论》,特别是

    《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都对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之间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但这些论述大都没有超越作家作品论或思潮流派论的范畴,即便涉及到了彼时上海的都市文化环境,主要也是作为海派文学产生的时空背景来分析,都市本身的价值似乎并未被充分发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彰显出了其独特的价值。在《上海摩登》中,作者打破了文本的自足性,淡化了文学研究的经典观念,挥洒自如地将笔触游弋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摩登世界。李欧梵的有关研究突破了固有的比较封闭狭窄的现当代文学学科,为我们进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无怪乎有学人发出这样慨叹:“在21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与李欧梵的工作之间,更好像是一个‘双城记’。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在历史的某一恰当时刻推出了李欧梵这位‘明星’学者;而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因为他的加入,突然间变得更加繁盛起来。”[10]

    当然,《上海摩登》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在李欧梵的笔下,日常性的消费文化被放置到重要地位,它几乎成为30年代上海现代性的全部承载者。但是, 30年代的上海,不仅有能够消费得起的富人与中产阶级,还有很多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老百姓;不仅有日常的现代性,还有国家、革命的现代性。而对于后者,李欧梵则重视不够,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压抑与遮蔽,致使“在研究对象上, 30年代左翼上海与50—70年代上海及其文学基本上仍不被纳入视野”[11]。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理论资源与现实问题之间的错位。李欧梵用来解读上海现代性的理论是西方现代性的理论,但是包括现代性理论在内的各种西方理论是诞生在西方语境之下的,用它来阐释“中国问题”是否完全对榫?其实李欧梵多少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上海摩登》中便常可见他的这种反思性的文字。如在第九章探讨上海世界主义时就曾对后殖民语境下“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辨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 30年代的上海毕竟不同于巴黎或纽约,它具有自己的特质。简单地用源于西方语境下的现代性理论去解读上海,难免左右掣肘。李欧梵所说的“焦虑”①,“显然还是属于主要存在于‘西方现代性经验’中的问题意识,如时间感的消失、历史的断裂等问题,而无涉于国内批评者所更关注的‘贫苦生活’。但正是在观看坐标的错位而导致的差异中,我们隐约感觉到某种不可忽视的危险:当作者站在现代性的问题框架内言说‘上海’或者说中国问题时,是否只注意到诸如时间感的丧失或历史意识的断裂等具有全球特征的现代性问题,而中国内部的经验差异及其独特的地方问题性则被遮蔽甚至被取消?”[12]也就是说,如果把现代性当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顾及中国本土现实或中国文学自身的独特性,那么这种阐释是否科学合理就很难说了。

    王德威:晚清地位的彰显与现代性源头的重溯

    用现代性理论解读中国现代文学,也许是与其理论本身有关吧。现有的不少文章,往往有意无意地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性。他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源于西方,深受西方的催化与影响,那么现代性与西方性在这里自然就成了同义语。这种观点隐含着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的,中国文化是落后的,中国只有依靠西方才能实现文化的现代化。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一系列论著,对此作了富有力度的颠覆。尽管晚清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并非自王德威始,但不可否认,晚清现代性问题因为王德威的提倡而一度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不但重画了中文小说的坐标与版图,同时还使学界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王德威有关晚清现代性的论述有助于对五四问题的反思。众所周知, 50年代以后内地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大都是从五四谈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更是强化了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将它定位为中国“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分水岭。于是,五四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被理想化乃至神话化了。大概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海外,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都对五四以来的激进思潮进行了反思。在内地,郑敏等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批判。王德威上述有关论述也加入到了这种“激进”与“保守”大讨论的行列,只不过他对五四的批判显得更为独到和激烈:“‘五四’精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前辈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叙述,却摒除———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形的实验。”[13]10“抚摸那几十年间突然涌起,却又突然被遗忘、埋藏的创新痕迹,我们要感叹以五四为主轴的现代性视野,是怎样错过了晚清一代更为混沌喧哗的求新声音。”可见在王德威的背后实则暗含着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五四“优于”晚清还是晚清“优于”五四,由此而来的传统的现代文学的分期或起源问题是否也需要变更,重新提出来进行讨论?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曾指出:“分期对于历史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14]

    王德威等人发掘晚清现代性,认为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应“从晚清说起”,这就从根本上触及到对现代文学性质的体认:不是简单地将其看成是启蒙和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而是注重发掘它的面向日常生活的属性与内涵。在这样的思维理念之下,一向为左翼文学和启蒙文学所鄙弃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文学等不仅找到了自身合法性存在的理由,而且还以其丰富的现代性蕴涵而“幽幽述说着主流文学不能企及的欲望,回旋不已的冲动。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另一种迷人的面向”[13]11。

    王德威有关现代性的论述也是对线性进化现代文学观的一个富有意味的突破。在王德威看来,五四文学对丰富多样的晚清现代性的压抑无论如何也说不上进化,而是使“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反愈趋僵化”[15]11。在这里,我们原先深信的文学从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的逐渐进化的观点,以及晚清与五四的价值评判体系遭到了无情的挑战与解构,五四不再“优于”晚清或“高于”晚清,甚至是对晚清的一大倒退,它们的等级秩序似乎完全调转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王德威自有其理由。他认为,虽然现代性概念内在地包含了一种进化的时间观念,但它的产生同时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不能单纯地运用线性进化观来解说和简化,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之间并没有非此即彼、黑白二分的清晰界限。更何况中国现代文学有自身不同的文化条件,虽然“现代性的显现都是许多求新求变的可能相互激烈竞争的结果。然而这一竞争不必反映优胜劣败的达尔文铁律;其结果甚至未必是任何一种可能的实践”[15]7。“一味按照时间进行表来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或追问我们何时才能‘现代’起来,其实是画地自限的(文学)历史观”[15]8。也正是因为摒弃了线性进化文学观,他才在《被压抑的现代性》等专著中发掘出许多长久以来被遮蔽的所在,如对于现代文学笑谑倾向的考察,对于晚清小说闹剧意义的重新评判等等。

    王德威有关现代性的论述还对流行已久的“冲击———回应”说作出了切实的回应。上世纪70年代前,美国的中国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费正清等人所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这一研究模式把中国视为缺乏自身发展动力、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的静态传统社会,认为中国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后,才可能发生巨变、摆脱困境。柯文针对这种带有明显偏见的理论,则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模式,认为现代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16]210。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它的第一层指向就是“中国文学传统之内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13]25。这与“冲击———回应”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而与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理论颇为相似。当然,他在探讨晚清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时并没有将中国自绝于世界之外,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也没有将西方的影响因素剔除出去。相反,之所以选择晚清,正是将外来因素加以充分考虑后的结果。正因为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考虑在内,王德威才选择了晚清而非晚明、六朝或唐代等其他时期去发掘现代性因素。晚清现代性的生成既不能抛开中国传统因素也不能脱离西方的影响,但是“西方的冲击并未‘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才是我们定义‘现代性’的重心”[13]4。这样的观点对此前乃至今日颇有市场的所谓中国现代性源于西方冲击或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横移的论断,无疑是一个有力的颠覆。它再次证明“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的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16]78。

    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特别是现代性起源(“从晚清说起”)所作的极具个性化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批评角度。然而他在充分发掘和凸显晚清现代性的同时也表现了竭力贬低五四现代性的倾向。这也造成了一种新的片面与偏激。例如王德威认为:“所谓的‘感时忧国’,不脱文以载道之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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