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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鬼魅”的多重隐喻 ——论《艾菲·布里斯特》中的中国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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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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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我们完全有可能真的找到一个。不过，我们那儿从前也有过一个；现在他已经死了，人们把他埋在公墓旁的一小块用栅栏围起来的土地里。”(22) 在这里，中国人与其他非欧洲血统的人一样，是一个并不太清晰的异国形象、神秘、原始、野蛮，令人惧怕，这些元素使艾菲的生活充满了趣味和浪漫情调，它沿袭了早期德国社会中关于中国的基本想像。
接下来，艾菲眼里的“中国鬼魅”作为一股神秘的力量，作为情爱和灵肉结合的理想，使她从本能上去渴望、期盼和亲近。她不但喜欢将自己的新房布置得充满东方情调，用黑色的华盖，金色的大鸟，红色的灯光渲染暧昧的情调；而当她独守空房时，这个身着白绸衣衫，白缎鞋子的“中国鬼魅”还会来到她的床前。尽管这一切是梦境，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她情感的寂寞。而且，就是在艾菲生命的最后，她依旧给予了“中国鬼魅”极高的评价，肯定了这个形象对于她的精神价值。虽然与进入启蒙时期的德国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中国形象的理想化褒扬不同，冯塔纳关注的并不是那些中国文化中的理性成分，更不是什么政体明君、忠孝节义，而是中国文化中自老庄屈骚巫仙以来贴近自然和生命本相的成分，包括尊重自然、高扬性灵、赞赏情爱、人化鬼怪、汪洋恣肆的幻想等等，并赋予了神秘现象热情浪漫的理解和言说，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热”在德国社会由形而下的物化存在向着形而上的思想、精神层面的渗透和提升。
我们有理由认为，冯塔纳将自然性灵和浪漫情爱作为“中国鬼魅”的核心喻意，在很大程度上和此前“中国热”时期不断传入欧洲的思想和文学作品以及瓷器、丝绸等等有关，尤其是以《玉娇梨》、《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中国爱情志怪小说对德国的可能影响。我们知道，中国志怪小说被译介到德国始于1747年，但它不是直接译自中文，而是对1736年出版的杜哈德法文版《中国详志》的翻译，该书收有十多首《诗经》中的诗歌和四篇《今古奇观》中的短篇小说。1827年根据新版的法文版《中国短篇小说集》改译写的德文版，又新增了《今古奇观》中的两个短篇故事。此后，1880年，《今古奇观》由格锐塞巴黑（Eduard Griesebach）重新翻译出版，一共收四篇小说《羊角哀舍命全交》、《赵太君乔送黄柑子》、《王娇鸾百年长恨》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四年后，又新增两篇，再次出版，其中有一篇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陈铨认为这是德国翻译《今古奇观》的“第一个重要人物”。(23) 接下来的1766年、1824年、1826年，《好逑传》、《花笺记》和《玉娇梨》都先后出版。这些作品虽然不全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髓，但在德国文学界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古奇观》的一译再译，《好逑传》等深得歌德青睐，都充分的证明了这种影响的客观存在。其中尤其值得提出的还有较早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聊斋志异》。1848年，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1812—1884）出版其名著《中国总论》时就收入了两篇《聊斋志异》故事的译文。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从《聊斋》455篇故事中精选164篇进行翻译，初版于1880年，其后在英美多次重印，流传甚广，影响甚大。德国著名汉学家顾路柏（W. Grube, 1855—1908）、卫礼贤（R. Wilhelm, 1873—1930）此后也开始参加到将《聊斋志异》介绍到德国的工作中来，聊斋中那些凄美感人的狐仙鬼怪与秀才书生的爱情故事，就这样一步步地走到了德国读者和文学家的心目中。而上述这些选译作品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对爱情的歌颂和赞美，它们通过不同的文学叙事手法，把自《诗经》以来的文学母题，即所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人类天性和两性之爱情描写得出神入化，在取材方面上天入地，不拘一格，在叙事方面诡异多变，美不胜收。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时期德国的文学写作。
由于资料和研究的缺失，我们目前还无法证实冯塔纳读过这些翻译成德文的中国古典诗歌和小说。但是，以这些作品在德国传播的广泛性和在文学界影响的深远程度，以19世纪德国文学中中国题材和中国形象大量存在和流行的状况去推想，即使是在最低限度上，冯塔纳在写作《艾菲·布里斯特》的时候，对其中的许多故事和形象多少会有所闻，而不会一无所知。面对19世纪末保守刻板的德国社会生活，中国物事及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热烈而激情澎湃的情感和灵肉之爱，以“中国鬼魅”的隐喻形象出现在《艾菲·布里斯特》当中，应该是较为自然和合乎情理的。一方面固然如冯塔纳自己所说是增加小说的趣味性、神秘性，另一方面“中国鬼魅”作为特别的隐喻形象，深化了小说的内容和意义，成为一面关于自我的“他者”之镜，以隐喻性的、时隐时现的叙事手段，一方面通过男主人公殷士台顿一线，曲折地表现出当时德国社会的保守刻板和深层压抑；另一方面，又通过女主人公艾菲与“中国鬼魅”的复杂关系，表达了处在现代门槛上的新一代德国人对于精神解放的渴求。
注释：
① 相关的评论请参见刘敏《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1期，第59—70页；胡嘉荔《艾菲的婚姻悲剧》，载《四州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31—33页；余匡复《德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第138—140页。
② 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第229页。
③ 曹卫东《中国文学在德国》，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第171页。
④ 参见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后殖民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83页。
⑤ 参见Ulrike Rainer, Effi Briest und das Motiv des Chinesen: Rolle und Darstellung in Fontanes Roman, in;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Philologie, 101, 1982, S. p. 54。
⑥⑧⑩(12)(13)(14)(15)(16)(17)(21)(22) 韩世钟译《艾菲·布里斯特》，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33，30，44，31，167，214，257，278，336，52，52—53页。
⑦ Hermann Lubbe, Fontane und die Gesellschaft. Theodor Fontane, Ed. Wolfgang Preisendanz.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3,p. 359.
⑨(11) 参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四章“梦的改装”，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第48—72页。
(18) T. E. Carter, A Leitmotif in Fontane's Briest, German Life and Letters, 10(1956—57), p. 42.
(19)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64页。
(20) 赫尔德《中国》，载《中国印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69页。
(21) 陈铨《中德文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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