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研究走向多样化的一个例证。此外，90年代的论著还有张哲镐《白居易饮酒诗考——以〈劝酒〉十四首为中心》（1990年5月）、李浚植的《白居易论》（1996年12月）。
三、版本与译注
关于版本研究，只有沈禺俊《香山三体法研究》（一志社，1997年10月）1篇。《香山三体法研究》依据李氏朝鲜的匪懈堂（李容）的白诗选本。沈禺俊考察了这一选本的祖本问题，及所选之诗的特点，与编者的选诗观。沈禺俊认为：《香山三体法》编纂时期应为朝鲜王朝的世宗二十七年（1445年），其后明宗二十年（1565年）由金德龙出版。而且，就《香山三体法》所收作品，据绍兴本、马元调本、莲左文库本、书陵部藏本、延世大学藏本校勘，同时对历来认为其祖本为南宋绍兴本这一说法提出疑问，因收录不少绍兴本所没有作品，故推定其祖本比南宋绍兴本更早可能为北宋本。另外，《香山三体法》中“三体”，即五言律、七言律、七言绝句，所选之诗反映了匪懈堂除批判社会现实的讽谕诗外的“以正人性情”为“体”，以言行“平和”为“用”的文学观。
白居易作品翻译，就现有资料看，以翻译文学家梁白华(1889～1944)所翻译的《琵琶行》，登在1925年《朝鲜文坛》十二号为最早，金九所译《白乐天诗选》（汉城图书株式会社，1944年8月）作为《支那名诗选，第二集》与梁柱东译《诗经抄》合订出版。其中载有简单介绍白乐天文章，同时载有《长安道》、《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长相思》、《续古诗》、《伤春曲》等60首译诗。译者是韩国近代著名诗人，译诗很有诗意，可惜没有注。
张基槿《白乐天》（太宗出版社1977年6月）增加了对白居易的解说，根据白诗内容，将白诗分为①纤细的感觉②仁慈的诗人③古讽谕诗④新乐府讽谕⑤感伤的杰作⑥闲适与通达6类，对102首诗加注释、解说并翻译。释智览译的《长恨歌》（民音社、1977年12月），对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及《白发歌》等11首诗翻译作注。译者并非学本是人士而是僧侣。
李徽教《白居易与秦中吟》（《中国语文学》第六辑1983年10月）对白居易10首《秦中吟》进行解题，在介绍作者同时，从《秦中吟》10首中选《议婚》、《重赋》、《伤宅》、《伤友》4首加以详细译注。
白诗的韩国语翻译，最近有沈禺俊《香山三体法研究》（一志社1997年10月）。其中《对琴待月》、《赋得古原草送别》等五言律诗72首，《江楼夕望招客》、《杭州春望》等七言律62首，《秋雨赠元九》、《和友人洛中春感》等七言绝句51首，即《香山三体法》中收录185首诗加以简单注释并翻译。
四、传记与思想
金得洙的《白居易研究》（成均馆大学的硕士论文，1986年12月），介绍了白居易生平与人生观、指出白居易具有“多情善感的诗人性格”，“其处世原则是以杀身成仁之道为根本，追求明哲保身之道，而又待时而动”。
张基槿《白乐天》（太宗出版社，1977年6月），序章《白居易及其思想》，分①儒家思想②道家与道教③佛教思想④乐天与解脱4个方面作了简要叙述。
生平事迹
金洙映《白乐天、苏东坡》（新太阳社，1968年韩国出版公社，1986年5月再版）作为白居易评传的一种。分10项①生平②初进官场③期待④《长恨歌》⑤左迁⑥召还⑦仕官⑧身边⑨致仕⑩白乐天与元稹，加以论述。
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索瓦鲁大学的博士论文、1985年7月，明文堂1991年11月）第一章第二节《白居易的家系与生涯》中，介绍白居易家系后，以编年体记述其生涯。
金卿东《元稹白居易社会诗研究》（成均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12月）第三章中《元白仕宦生活》要点如下。即，元白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常常与政治紧密相关。因而，要了解元白的生平究竟是怎样的，最好观察一下他们作为官吏的生活。正是基于此，从“评传”角度叙述了元白的官吏生活。另外，对元白二人各自仕宦态度应给予怎样评价，这两人对仕宦态度究竟有什么差异这点，值得注目，而且，元稹、白居易同样后半生对仕宦态度有变化，以其变化为依据，可以说，“如果称白居易是达观型，得到这一肯定的评价，元稹就是现实的执着型的，如果元稹得到进取型的这一好意的评价，那么，白居易就是消极的”。
金卿东《元白交游考——关于元白的交游诗》（濡园金ｚｈé＠②洙教授退休纪念中国语言中国文学论丛，1997年5月），通过元白交游诗考察元白友情真挚到何等程度。另外，其交游具体情况如何？该文分第一次，长安时代（贞元十九年～元和五年），第一次离别时代（元和五年～元和十五年）；第二次，长安时代（元和十五年～长庆二年），第二次离别时代（长庆二年～大和五年）共4个时期作一考察。
金卿东《元白交游中两个问题》（《中国文学研究》第十八辑，1999年6月）考察了元白交游的开始年代与元白“嫌隙”说的真伪。首先，关于元白交游开始年代，历来有“贞元十九年”说，“贞元十八年以前”说，“贞元十八年”说三种。该论文否定了这三说，提出新说，认为元稹与白居易成为“同心之友”，结为“金石之交”深情，开始于贞元十九年春(803)书判拔萃科“同年”关系，以及秘书省同僚关系，而两人最初相互认识交往时期应在此前3年的贞元十六年(800)。其次，关于元白“嫌隙”说，历来有人接受，通过对元白交游状况的考察，表明“白居易对元稹的友情，在元稹生前死后，都同管鲍之交无疑”，再次确认：元稹与白居易友情最终不和的所谓元白“嫌隙”说是毫无凭据的。
思想与意识
俞炳礼的《白居易的“仕”与“隐”意识》（《诚信女大论文集》）第二十七辑，1988年2月），考察了白居易出仕目的以及“仕”与“隐”间的纠葛，以及克服方法。指出，白居易出仕目的“靠俸禄解决衣食”，“实现兼济天下理想”。进而指出，由于“仕”与“隐”不可兼得而各有欠缺，在仕与隐岐路前，白居易选择“中隐”。这种选择结果，虽然衣食得以解决，悠悠自适生活，自由生活得以保障，但，这中隐生活也受到了“为自己一身方便的生活方式”“利己的寄生虫生活”批判。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那最终也是由“仕”的挫折与忧患派生出来的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俞炳礼《白居易诗中的时间忧患意识》（《人文科学研究》）诚信女子大学，第十一辑，1991年12月《中国学研究》（淑明女子大学第八、九辑合订，1994年6月），考察了白居易对时间的忧患意识。白居易甚至在仅仅过了4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就在焦急思考，另外，每长一岁都要叹息，这种对时间的忧患意识在白居易诗中屡有表现，它究竟表现了怎样的郁愤之情，论文对此作了考察。俞炳礼认为白居易诗中表现的时间忧患意识是“由于人生短促，渴望的富贵功名一时很难实现而来”，并指出“对年长一岁的感叹，便意味着对功名富贵的执着，而对年长一岁的超脱，也就意味着对功名富贵的放弃”。同时，直到75岁，白居易还在每年歌咏着他执着与超脱的矛盾心情，这“反而证明他到死都未能超然于富贵与功名”。
金龙云《白居易写实意识的目标及其特征》（《石堂论丛》东亚大学，十八辑，1992年12月／《中唐论丛——丁范镇教授六秩寿辰纪念》，1995年2月）认为白居易写实目标是“忠君与爱民为内容，以讽谏与教化为实践形式”，认为他的写实意识不过是“同政治意识紧密相连的单纯的感觉，换言之，即政治意识的形象化”。
金卿东《元白的仕隐意识》（《中国人文科学》第十五辑，1996年12月）就仕宦与退隐对元稹、白居易观念和态度作了比较研究，并就元白二人后半生所表现的对仕宦的态度明显差异的原因与背景也作了分析。要点大致如下：即元白都在追求“道”的实现同时，不能完全排除追求富贵而入仕的要素；二人差异在于：“元稹追求身份和地位的向上而主要将‘贵’置在重心；白居易为维持生计则将‘富’的方面投入更大比重”。并特别指出，“元白各自后半生仕宦态度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对‘隐’抱的观念、态度异质而致”。
另外，白居易出仕与隐退客观基础是“道”的有无，持“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这一道隐（时隐）观念；而元稹则“谋道不择时”，任何情况下都否定隐的价值，认为隐不过是只为一身的独善，两人在面临政治挫折时，各自的应对方法不同。也即“白居易将左迁看作是自己守‘道’，加强道德修身机会而接受，而否定‘时’与‘天命’存在的元稹，对‘隐’和‘独善’的方法则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五、创作与诗论
杨森《白乐天及其诗》（索瓦鲁大学硕士论文，1967.8）略述白居易生涯，并就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律诗的内容，以某一首为例，概略说明。具有早期硕士论文特点。杨森受中国大陆的中国文学史影响，毫不犹豫称白居易为“民众诗人”。另外，还评论了白居易作为民众诗人自觉地“平易明快”手法，对社会予以批评讽刺，不分男女老幼均能口传手写其诗。
李东卿《白居易与讽谕诗的诀别》（《中国学报》第十三辑，1972年12月）从①白居易的天性乃至气质方面，②白居易人生观的变化，③当时的政治状况3个方面考察白居易40岁以后，尤其左迁江州以后，中止讽谕诗创作之原因。关于第①方面，李东卿认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显示了对政治的理想与参与政治的欲望，由于白居易作为感情丰富的诗人，比作为政治家素质更有天性，自然闲适诗与感伤诗、抒情诗作比寄托对现实关系的讽谕诗更能满足他的天性，为他所喜所求，最终导致与讽谕诗诀别”。关于第②点，李东卿认为“因母死退居渭村时，由于女儿金銮子之死，白居易的人生观和思想接近老庄与佛教”。“另外，不同于京师，闲适的渭村生活也给白居易人生观变化以很大影响”也是自然远离讽谕诗的原因。关于第③点，李东卿认为“白居易因作讽谕诗而得祸被贬江州司马，这一事对他官僚生涯本身，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他的政治理想和文学主张实现之难，使他同讽谕诗渐渐拉开了距离”。
张基槿《白乐天》（太宗出版社，1979年6月）的序章《白居易及其思想》中，认为白居易“具有彻底的诗人气质”，简略介绍他的诗的4种分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白诗整体特色①“现实主义与人生主义”②“细微正确的艺术表现”③“大众性与平易的语言”。
李根孝《以诗为中心的白居易研究》（《中国语文教学》创刊号，1980年11月）论述了白居易思想与诗的分类以及文学运动。李认为，白居易将文学看作是“改造社会和民众的一种道具，为了传达民意和政治进攻的可以利用的武器”。而且，以此肯定白居易为具有“因现实主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