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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白居易研究概况及有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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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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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家的观点，以观察者身份出现的作家的观点，这些观察点适当运用具有很高的艺术效果。尤其是，白居易叙事诗特色“具有写实精神与丰富现实性的教化和讽谕性质，以及老妪都解的通俗性”。
权应相《〈长恨歌〉叙事性研究》（《中国语文学》，第三十二辑，1998年12月）就其主要形成过程与创作动机、人物形象与结构，语言特点与描写角度等方面考察其叙事性。认为《长恨歌》从叙事结构角度看，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假设了死后的虚幻世界。另外，运用第三人称，客观的视点同时，部分又运用理解一切的视角来描写，这种手法的灵活运用下的叙事与抒情适当融合，使《长恨歌》成为叙事诗正宗体式，对后世叙事诗以极大影响。
韩中比较
孙八洲《韩国文学与白居易》（《东岳语文论集》，第七辑，1971年3月）考察了李氏朝鲜国文学从哪些方面接受以《长恨歌》、《琵琶行》为首的白诗。认为白诗给韩国文学的影响，大部分在“作者不详的诗歌和小说引用字句乃至翻译”水平，“深入韩国文学程度不能与李、杜唾余相比”。
金在乘《白居易新乐府与茶山诗》（《韩国语言文学》，第十五辑，1977年）介绍了白居易的诗论和新乐府的内容，叙述了李氏朝鲜时代的实学者茶山丁若镛(1762～1836)诗论及社会诗。认为对茶山而言，“社会批评诗是治民，牧民行为的一个形态”，“表现了实现经世济民理想的意志”。另外，白居易与丁若镛文学观都置根于“忠君爱民儒家思想”，这是共同点，白居易贬谪江州以后创作以“独善其身”为主的闲适诗，相反，丁若镛“即使在流放发配罪人之身时，仍写作为治民手段之社会批评诗”，这是明显的差异。
金卿东《白乐天与高丽文人——以流传与受容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第十辑，1992年12月）考察了白诗传到韩国的时期以及高丽文人们对白乐天多样接受的情状，以及其意义。据现存资料，约11世纪末《文苑英华》输入，高丽文人们对白乐天的接受与容纳，是从“传记事实及逸话”的受容开始，以集句、和韵、评论等方式，形成多样化，对高丽文人们来说，白诗作为“闲居览阅”和“乐天忘忧”即退身之后过着娱乐逍遥自适生活的一种手段的意味更强些，并未象对杜甫和苏轼那样将其作为学诗的典范。而且，“具有半儒半佛的复合思想倾向的高丽文人们，自然在他们的作品中，受到醉心佛道具有达观态度，逍遥自适情趣的晚年的白乐天的人生与诗的世界的影响”。
六、结论——问题与展望
调查一下解放以后至今白居易研究的过程，从量的、质的方面看，可以说70年代为萌芽期，80年代为适应期，90年代为成长期。现就成长期的韩国白居易研究问题作一下展望，还有很有意义的。
对外国文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急迫的领域，即对原作的翻译。不用说，韩国这项工作较日本还相当贫弱。原因不外乎是下面几点：首先，近代的中国文学研究没有继承传统的汉学，因为中国古典造诣很深、汉文解读能力很出色的汉学者们大都从事韩国汉文学的研究。实际上，在民族文化推进委员会的国译研究修的国家翻译事业的活跃与展开，其对象主要是韩国学与韩国汉文学方面的汉籍，说中国古典文学，尤其古典诗词翻译注释工作几天所成，也不过份。第二，对翻译的认识上，还不能说没有轻视与无视的风潮。从制度上说，翻译、注释成果，在评定研究业绩时，其得分点肯定要低于短篇论文，在任用晋升职称时明显不如学位论文，多数不被认可。而且，由于翻译注释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从制度上缺乏有力支持，从认识方面看，可举例而知，在韩国发表外国学者的论文译文，译者姓名仅署文末，而日本则将译者姓名署在与著者姓名对等地位。日本、韩国这一不同，表明了对翻译工作的认识水准之不同。
就与日本研究成果相比较，韩国白居易研究量少质差，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如上述翻译工作贫弱一样。第二，因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统治传统汉学断绝，解放以后持续研究的基础不充分，研究环境恶劣。第三，前代文人们关于白居易的认识传统与评价尚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即不认为有作为诗学规范的价值，对研究的必要性的认识和兴趣就弱，这也是可能原因。第四，研究风气上问题。尤其在作学位论文时，有意避开早先研究多有所成的大作家的倾向，因而学位论文完成以后，就没有后续研究余地。另外，大学生们比古典诗歌更关心的是语言和现代文学，即或是古典文学也是在小说方面，结果导致研究人员不足，这也是使研究成果的量的不足一个原因。
反省上述所说种种问题同时，应当考虑一下，为韩国白居易研究取得进展成果，我们应该作些什么？面前最紧迫课题，进行白居易全部作品的详细翻译注释工作。因这并非少数人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就必须制定中长期计划。第二，作为白居易及其作品的基础工作，传记、年谱、版本、作品系年、创作地推定、作品序号确定等，从多方面着手。首先应采用广为通用的最完全、最新版本为底本，有必要将白居易全部作品设定序号。另外，因国外学者进行不少的工作，通过对中国及日本学者的基础工作进行综合的检证和整理工作，充实韩国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这是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工作，就为后学者确立研究的基础这点而言，也是具有意义之举。第三，研究范围的广泛化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只有发掘出国外学者们未能发掘的新的成果，其意义和价值引人深思，并开发新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取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成果。若彻底改变研究人员不见增加现状、并踏实工作的话，韩国白居易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成果之日必将来临。
此文据日本《白居易研究年报》2000年创刊号，丰福健二译文译出，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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