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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白居易研究概况及有关问题

时间:2009-8-8 16:46:36  来源:不详
义而具有人本主义的儒教思想的文学观”“为庶民的伟大的爱情诗人”。李根孝在分别介绍白居易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基础上,集中分析了①运用平易语句②描写现实与民生之苦的艺术表现③开展救济社会的文学革新运动3点。
    俞炳礼《白居易诗语的特色》(《中语中文学》第五辑,1983年12月)通过对白居易诗语的考察,明确了白诗的散文化倾向。俞炳礼针对白居易诗恶评原因,是“白诗平易散文的诗语”“即不含蓄不洗炼的语言,也即象日常交流言语的轻松的言语”。尤其是他的讽谕诗由于大量使用指称词、前置词、介词等连接词的直述语言取代名词构成的意象,成为他咏叹民众痛苦和社会弊病的主流。他的诗语直述的超过暗示的。
    金在乘《白诗评论小考》(《中国人文科学》第四辑,1985年12月)对历代对白居易评论加以检讨,考察因其时代之异而对白氏之评之异。金认为“对其生平的评价,由于各时代的文学思潮,就有“白俗”“广大教化主”“纤艳不逞”“败家者”等种种不同评价。由于白诗内容与形式丰富,对其评价依读者的观点作种种评价之可能。大体有肯定与否定两种。
    李浚植的《白居易论》(《中国文学研究》第十四辑,1996年12月/李炳汉著《中国诗与诗人》(唐代篇)人与书物,1998年)考察白居易诗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以及作为写实主义作家白居易在诗中显露批判现实与逃逸现实二重性的必然性。李认为白诗具有批判现实与逃逸现实的异质二要素,都在中心主题中同时共存。这一矛盾,非一贯体系化的文学理论所能阐释。“实用的文学观”与“审美的文学观”即是其当然的归宿。另外,李认为文学史叙述关于白诗研究成果仅限于讽谕诗,而从文学的特点看“这种评价的负面,无视大量表现安分自足生活哲学闲适诗和杂律诗在量和质方面的成果”。
    俞炳礼《白居易中鹤的意象》(《中国语文论丛》第十三辑,1997年12月)考察白居易诗中出现各种各样鹤意象,认为在白居易眼中具有隐士的情趣和孤高的君子品格。同时,“具有隐士君子传统意象的鹤,也是白居易吏隐生活的伴侣”。但因客观环境变化,白居易诗中鹤的意象也因“贪欲的官吏、世俗拘束和束缚、理想的挫折与俸禄追求,孤高品格的维持、从党争的逃脱与隐逸的追求”等变化——展现。
    讽谕诗论及社会诗论
    金龙燮《白乐天研究——讽谕诗一瞥》(《文理大学报》索瓦鲁大学,五卷二号,1957年7月)简略介绍白居易的诗论与思想及诗风。讽谕诗内容分五言古诗与七言古诗二类来叙述。
    丁来东《白乐天诗的社会性》(《亚细亚研究》八卷二号,1965年6月)简略介绍白居易实用文学主张。分述社会诗的内容“关于不遇女性的诗”“描写极贫农民辛苦的诗,奢侈和时代风尚的诗”。
    金得洙《白居易研究》(成均馆大学的硕士论文,1968年12月)论述白诗主要特色为平易性、写实性、讽刺性,认为“他的诗是传达他思想的道具,同时也是改革政治、社会制度,兼济民族、国家的唯一武器”。
    车柱环《李杜元白诗说》(下)(《心象》二卷三号,1974年3月/车柱环《中国诗论》,Ⅲ章第二节《元稹与白居易的诗论》,索瓦鲁大学出版部,1989年7月)介绍元白二人诗歌主张。车认为,元白二人诗论都继承了“陈子昴和杜甫所体现的反映民情,纠正时政之误的意识和作风”,并有所展开,“重视诗的讽刺性、诗的政治效用性”,后半生创作,“元稹转向艳情,白居易缩向闲适”。
    殷富基《白居易社会诗考》(《全南大论文集》第二十三辑,1977年8月)考察中国文学社会诗论的历史背景,以及白居易社会诗论及其创作实践。认为白居易即基于“为人的文学思想,即功利的文学观而吟咏庶民的贫困和苦痛,真实描写政治和社会的种种不合理,而创作散文的诗”。另外,“由于为人,而创作大众的平易的通俗的诗”。
    金得洙《白乐天文学改革论》(《中国文学》第四辑,1977年12月)介绍白居易生平、思想、人生观后,考察白居易文学改革主张及其展开状况。认为白居易利用两种方法打破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和欠缺,“其一复活采诗官制度和直谏作为政治手段,另一个则是为人生的文学建设的文学手段”。白居易的“文学改革的主旨在于打破社会政治制度的欠缺,其手段则为讽谕诗”。
    金在乘《白居易秦中吟考》(《中国学报》第十八辑,1977年12月)考察《秦中吟》10首创作时期与内容。创作时期汪立名推定为元和五年,金则“推定为元和三年至元和四年间”。金接着翻译、介绍了《秦中吟》10首内容。认为《秦中吟》10首“不论什么内容,由于都是以平易的诗语而作的,以不受平仄、句数制约的五言古体为人生而作”。
    金在乘《白居易新乐府考》(淑明女子大学的硕士论文,1980年12月)分析了白居易创作批判社会诗的思想基础。(《中国文学》第五辑,1978年12月)考察了白居易《新乐府》50首的创作时期及内容,认为新乐府50首创作时期“以元和四年为中心时期,从元和元年作《策林》明确表明设采诗官。元和十年最初诗集之出”。而且,白居易诗论“对事物的理解是现实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出发点是其儒家文学观的依据”。“新乐府”50首是“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的表现”。另外,白居易在任职期间对社会政治矛盾予以批判讽刺,根本意图在于为君王为民众,换言之,即希望政治可能得改善。
    申英爱《白居易新乐府研究》(淑明女子大学硕士论文,1980年12月)介绍了白居易创作批判社会诗的思想基础及新乐府的来历与内容。同时,申英爱《白居易新乐府的分类及其内容》(《中国文化》第一辑,1982年)将新乐府50首分作赞美天子、告诫天子、告诫贵族、描写民众苦痛4类加以叙述。
    李根孝《白居易诗社会性研究》(成均馆大学硕士论文,1981年2月)就白居易诗两大特征社会性与通俗性,以《秦中吟》10首与《新乐府》50首为例,对其诗作的社会性予以更广泛的理解。李根孝从①讽刺社会诗②以庶民立场吟咏民众的诗③政治讽刺诗④反战爱民思想的诗,4个角度分析了白居易社会诗,认为“白居易是与大众同苦乐为大众而作诗的社会诗人”,“在当时就有改革诗歌的构想”,评价很高。
    金在乘《白居易诗论集》(《间堂车柱环博士颂寿论文集》,索瓦鲁大学出版部,1981年8月)考察白居易诗论内容、形成过程、文学史背景。金认为白居易的诗论是实用主义的,“诗是人们用以实现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目的一种手段”,这一诗论是“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并为科举及第而勤勉学习,在与元稹同时写作《策林》过程中得以确立”。另外,指出其文学背景除“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思想与《诗经》的风诗精神外”,当时的“反对唯美诗风的写实主义思想与古文运动的复古主义思潮”。
    金在乘《唐代新乐府运动小考》(《中国人文科学》创刊号,1982年12月)论述了中唐新乐府发生过程、新乐府特征,以及作为文学运动的新乐府运动等问题。认为中唐新乐府“经安史乱后,应当时时代状况与复古的文学思潮要求”而产生,“新乐府运动,被称作文学运动的也是文学思潮的一时现象”。原因是,作为文学运动其推进势力弱,即主体集团的李绅、元稹、白居易文学意识不强,为创作新乐府的活动弱,新乐府本身特征作为其文学形式的生命力弱,缺少一般的积极呼应等。
    俞炳礼《白居易诗论二重性》(《中国学研究》第二辑,1985年11月)在把握诗论的具体内容同时,从仕与隐两个角度来把握讽谕诗理论的局限性。认为在左迁江州后,白居易诗论由为“兼济天下”的实用理论转变为“独善其身”的表现理论的,原因是其“以道佛思想治愈政治挫折带来的创伤的消极人生观”,白居易实用主义文学理论的局限性原因所在,“与《诗大序》文学理论同样,从文学是人的感情自然流出的表现理论出发,归结到通过文学把握政治得失、教化民众的实用理论”。后期的表现理论,是因不得不选择“中隐”之道而致的创作理论,其要点“闲居之诗,泰以适”(《叙洛诗》),考虑到白居易直到最后还在期待采诗官,他的闲适诗和表现理论也因只是为闲适而闲适,为表现而表现,难为人所接受。
    郑元皓《白居易新乐府再观照》(庆北大学硕士论文,1986年12月)考察新乐府50首的特征与内容,以及白居易对社会的认识。认为其特征①运用隐喻的手法和运用对比的讽刺手法的讽刺性②运用通俗的口语和明白清楚的比喻的平易性③以典型事件、典型形象手法和使用写实主义手法的写实性。另外,白居易对社会的认识,“在当时的思想观念中,拥护、肯定充满矛盾的既存的秩序,解放把握矛盾的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尚未能从整体上观照,对支配阶层与被支配阶层榨取、剥夺关系尚未能全面表现”。
    林孝燮《白居易新乐府现实主义特征研究》(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1987年2月),通过对新乐府50首考察,白居易的现实主义特征及其局限很明显:其写实的基本特征:①现实主义素材的设定②人道主义的民众认识③复古主义的实践倾向。同时,因其封建的身份体制而产生的局限,使他诗歌的写实精神的实现方法“未能与民众完全同化”而显示局限。
    林孝燮《白居易新乐府创作过程考察》(《中国语文论集》第四辑,1988年2月)考察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主题与题材关系,明确其作品之意义。认为新乐府“题材取自阴暗的社会现实中,给白居易以强烈冲击印象的事实,以及腐败的不合理事件”,“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爱和以儒家爱民思想为基础的现实改革精神”,也是新乐府的主题,白居易新乐府“主题思想意义的高价值性和题材选定上的现实性都是很卓越的”,比“题材的艺术描写”更多的是“抽象的论理概念的传达”,这是其欠缺。
    李浚植《杜甫、白居易诗的写实主义的形成与形态》,肯定杜甫、白居易的写实主义诗歌的典型基础上,考察其写实的形态同时,指出其局限性。认为杜甫、白居易写实主义的形式是“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继承传统文学中的写实主义与作家个人的认识这一主体相结合”,而且“考虑下部阶层的‘为民’同以上部阶层为讽刺对象的两个侧面”,“杜甫、白居易的写实主义表现了最明显的样相”,这在他们两人作品中,作为各自的目的和手段而相互发挥补充作用”。
    玄宰硕《白居易新乐府研究》(国民大学硕士论文,1993年12月)通过新乐府50首分析,考察白居易社会诗所反映的当时社会意象与问题,以及事实与表现技巧。并介绍了白居易交游状况、儒佛道思想、新乐府运动。并且考察其文学观,从“第一,诗歌必须反映社会现实;第二,诗歌必须起变革社会的政治作用;第三,语言应是平易易理解”。三个方面加以整理,并通过新乐府50首中代表作予以佐证。
    林孝燮《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时代精神考察》(《中国语文论集》第十辑,1955年12月/《白居易干预文学论中的时代精神》《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论集》法文社,1996年6月)考察作为白居易的文学与时代精神。“对白居易来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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