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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白居易研究概况及有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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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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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掺入‘讽刺’、‘讽谕’之意的纯粹诗是追求美的‘语言游戏’”。只有“加入现实意识的诗歌”“加入诗道精神的诗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诗”。另外，“白居易倾向‘六义’即毛诗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即‘参与政治精神’”，批判政治经济上压抑人民的旧秩序，追求新秩序的中唐新兴士大夫的“时代精神”，贯穿诗歌创作的形态，这也是白居易新乐府“新乐府运动”的精神。林孝燮认为将新乐府在内的白居易讽谕诗名为“干预现实”的诗，其作品体现的平易的散文化倾向，也是因“干预现实”目的有意追求通俗性。
金卿东《元稹白居易社会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12月）第五章《元白社会诗特色》在与前代尤其是同杜甫社会诗比较显著体现出元白诗的三点特色：政治性、议论性、功利性，并叙述了这三点特色的具体内容。政治性通过诗歌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达到讽谏政治的目的。正因此，他的诗被称为形式不同的谏书或政治讽谏诗，这是“专制君主时代的知识分子同时身为官僚，依据作家意识的意图的创作动机的必然结果”。元白社会诗大量采用议论的表现方法多于写实的描写，即其议论性。
从这点来看，元白社会诗与其说是感性诗，莫如说是与上奏之文与谏书表现方式相似的理念诗，其浓厚议论性，“由于以政治讽谏为创作目的，因而缺乏实际的体验”。该文就此作了论述。元白社会诗的功利性这一特色，也由于两人仕宦态度与仕隐意识而在内容方面有差异。如果说元稹社会诗的功利性，表现毛遂自荐意味，即重在追求个人功利的话，那么，白居易社会诗则更多表现了为社会的社会功利性。白居易概括言之，作家履行谏官职责过程，表现了对改善时政的希望，以创作行为表现了“兼济于下”这一政治理想。也即当他感到政治理想的不可能实现时，对他来说，创作《新乐府》和《秦中吟》那样作品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这也是白居易诗的社会功利性很强的原因。
金卿东《元稹白居易社会诗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12月）的第六章《元白的社会现实认识》考察了元白作品中所表现的对现实的认识与诗所反映的内容：外来文化、民生疾苦、国土丧失、国家治乱等。元白两人对外来文化流行与国家动乱关系之间因果关系具有“特殊的认识”，由元白的这种认识导致其胡化的社会现实予以批判认识。“对胡乐的批判意识，基于儒家‘善与政通’的礼乐思想，对包含胡服、胡妆、胡食在内的外来文化的批判意识，是因强化了民族思想的‘夷华观念’变化在创作意识中起作用结果”。通过对边境百姓悲惨生活的形象反映，没有这一方面实际痛苦生活体验的元白，将收复失地的愿望与对无能与懒惰的边将的批判意识相结合。元白的社会诗同样体现了对民生疾苦的社会现实批判意识，其意识也因民生疾苦原因而改变批判对象。白诗屡屡表现出对君主奢侈享乐、过重租税、含官污吏的苛政诛求，统治阶层奢侈游乐的批判，是基于这种认识“民众困穷在于官吏的贪欲、奢侈，官吏们贪欲和奢侈在于君王的不节俭”。相反，元稹则认为“招致民生疾苦的直接原因在于过重赋税，过重的赋税最重是由于战乱的发生”。因此，元诗重点反映因战乱而引起民生疾苦。元白对国家治乱的认识上有不同之处。白居易认为，国家治乱根本在于君主的正身修性，元稹认为首先看担当国家政治实务之官吏资质是否得当。所以，白居易诗中有相当多是前代君主荒淫无道生活而致失政的题材，在相当多情况下，是以赞美君王善政方式来规劝君王修身，元诗意在对不能满足辅弼皇帝的官吏的无能和不忠的讽刺批判多于对皇帝的直接规谏。
金卿东《元稹白居易社会诗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12月）第七章《元白社会诗的艺术成就》中考察了元白社会诗的艺术成就。认为白诗少量的作品的艺术成就，明显具有现实意义创作特征，即“典型形象创造”。而相反，元诗则并非在“典型形象的创造”而是更多在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方面取得成就。该文还通过与西欧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相比较，论述了元白社会诗体现的批判精神的根源。元白对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并非象西欧知识分子那样，依据纯粹理性的自由的批判精神。是根据政治的目的和特写的意图而定的有条件的一时的批判精神。西欧知识分子与元白的批判精神根源不同，这与西欧知识分子与元白的各自所有的知识属性差异有关。西欧古代的知识分子的知识，若可称为为知识而知识的话，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比知识成就更高的是道德成就，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特性所在，并没有为知识本体而存的知识，正如“学而优则仕”所说，同政治有着紧密关系。因而他们的知识就并非以同政治无关的纯粹精神表现出来，而只是作为实现政治理想取得政治成就的手段而使用。
闲适诗感伤诗及其他
李炳汉《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家诗论》（《文理大学报》，索瓦鲁大学，七卷二号，1959年7月）略述以杨贵妃共通题材的李白《清平调词》三首、杜甫《丽人行》、白居易《长恨歌》的内容和描写手法。
曹佐镐《白乐天研究——以诗禅一致的先驱作用为中心》（《白性郁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学论文》，1959年7月）就白居易人生历程与创作倾向，设《诗歌改革及其挫折》、《立足于儒教思想的政治观》、《老庄哲学的影响》、《对禅的依归》等章予以考察。尤其在其以独善为主的闲适诗创作为主的后半生，认为“由归依佛教所得轻妙再加虚无，构筑了乐天的独特诗风”，认为白居易“在漫长的人生之旅达到诗禅一致境地，他是先驱者”。
金ｚｈé＠②洙《长恨歌研究》（《国际文化》，二卷一号，1965年3月）论述了《长恨歌》的内容与对《梧桐雨》、《采毫记》、《长生殿》等后世文学以及《源氏物语》桐壶等日本文学的影响。
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以闲适诗为中心》（《中国人文科学》第二辑，1983年12月）论述了闲适的文学意义，闲适诗的内容，以及对其有关评论。闲适就是“从自身以外的一切拘束中解放出来的状态，从所有情绪纠葛中摆脱出来的平和安顺状态”，闲适诗是“吟咏享有闲适状况时情趣和心境之歌”。金在乘在根据白居易诗内容分5种类型予以介绍后，认为白居易闲适诗“没有吐露不平、痛苦和悲伤，表现了摆脱世事拘束而超然人生观”，并指出其短处是“表现方面因直说，朴素平易，散文化而凝炼、象征性不足”。
金在乘《白居易格诗考》（《中国人文科学》第三辑，1984年12月）考察所谓格诗形式与内容。金在乘认为白诗中“格诗”这一诗体是“古体诗的别称，同律诗相对的概念”，另外，推定为五言体、七言体、杂言体、词体等。所使用之名称定义为：“格诗是具有中唐风格古体诗。”另外，白居易格诗是“在形式上是多样的，具有诗技巧的实际上散文”，内容“由日常生活而发的情感，是当时生活的朴素记录”。
俞炳礼《元和体考》（《中国学报》，第二十五辑，1985年3月）考察元和体之概念及其特色，认为“元和体”本意为“元白二人次韵相酬的长编排律，广义为活跃在元和年间赫赫有名的诗人们的诗文”和“天下传诵元白两人和韵诗”。而且据元稹《上令孤相公诗启》记载，否定“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为元和体之一部的主张。指出元和体的特色“近似散文而并非散漫语言的散文性”，“缺乏含蓄性的具体而写实的语言而作的诗”，“诗散文化的中唐时期，是由诗的世界向散文世界的转换期”。
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索瓦鲁大学的博士论文，1985年7月／明文堂，1991年11月）第五章《感伤诗》以《长恨歌》为首的感伤诗的形式与内容为例作了引述。认为感伤诗在形式上以五言古体诗为主流；如果说闲适诗“描写积极享受闲适状况的态度和心境，也是表现儒家独善之义的诗”的话，那么，感伤诗“则是被动的常常由来自外部事物而引发的情感的记录”。另外，第六章《杂律诗》认为白居易杂律是“五言、七言而构成的绝句，律诗、排律，而成两韵而至百韵的作品”，引用并以这种杂律诗为例，论述了其形式与内容。
安天洙《白居易贬谪江州途中诗研究》（高丽大学硕士论文，1986年1月）详细探讨了白居易诗风与人生观变化过程的最初阶段，考察了由长安到江州贬谪途中的作品。认为贬谪江州直接原因是白居易在当时牛李党争等混乱政治状况。状况中直言敢谏和“不识时忌讳”而作讽谕诗。而且将贬谪途中作的诗从内容上分成5种，认为“四、五个月的贬谪途中作品共通之点是具有因贬谪而受挫折意识”。
姜昌洙《白居易饮酒诗小考——以劝酒诗十四首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第七辑，1989年1月）通过分析《劝酒》14首的内容与形式上的特征，论证了白居易饮酒诗的价值。认为白居易大量作饮酒诗是在其后半生诗意识变化时，其中，表现了很强的独善其身思想实际状态，同时也自然真切描述了饮酒之趣。
郑相赫《白居易闲适诗研究》（中央大学硕士论文，1989年12月）以216首闲适诗为研究对象，对白居易闲适诗文学特点予以诠释，考察其形成过程、题材设定及文学史意义。认为“闲适”，“从精神上对现实自觉享受着保持关心和欲望的自由”，“闲适诗”将这种闲适加入了修身意味，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这种感觉及情绪，体现他即“独善其身状态的诗”。如果说讽谕诗继承了陈子昂、杜甫的诗风的话，“闲适诗则继承了陶渊明和韦应物的诗风”，“以儒佛道三家思想为基础的‘乐天知命’、‘永洗烦恼尘’、‘知足保和’等诗作”。而且白居易闲适诗特色，如果说“是以直接陈述的手法表现他日常生活其时、其地的感情”的话，那么，“以身边生活琐事为诗的题材，也是以纤细而平易的散文表现手法来表现自己的感情”。
张哲镐《白居易饮酒诗考——以〈劝酒〉14首为中心》（《大邱语文论丛》，第八辑，1990年5月）论述了《劝酒》14首内容及白居易饮酒的目的，认为“其中《何处难忘酒》7首抒情诗以悲喜之情为主，《不如来饮酒》七言叙事、是以现实及非现实内容为题材”，指出白居易饮酒诗目的是“作诗的手段”与“转忧为乐”。
辛承姬《〈琵琶行〉音声字的考察》（梨花女子大学硕士论文，1994年2月），从白居易《琵琶行》的音、声字方面加以考察。摆脱历来“出色的音乐描写的感伤诗杰作”这一传统理解，认为“琵琶行最终是通过音乐形象描写语言表现作家社会认识和思想感情之作”。认为“《琵琶行》多用律句，四句一换韵以及章法与韵调的多变，是由于叙事同时表现感情为主的内容所致”。另外，考察平仄运用情况，最终结论，第一《琵琶行》作为七言歌行体显示了典型的平仄律特征，第二，各段落运用适合内容特色的平仄，灵活多用上、去、入声。而且《琵琶行》为①突现背景描写和心理描写的诗的氛围②突出音乐形象效果描绘，多灵活使用辅音，《琵琶行》尤其在押韵的字方面多用声响合度的元音，从听觉方面，将其看作是柔美的音乐诗也不逊色。
高真雅《白居易叙事诗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1995年2月）分6个部分析了《长恨歌》、《琵琶行》、《东南行》、《卖炭翁》等30首叙事诗的内容与主题，叙述方式和构造类型、人物形象、叙事角度。认为白居易社会诗出现人物主要是“一般民众，将超越特定人物的经验的，同一命运作为其集团的共同命运的形象征”，另外，作品以主人公第一人称观点，主人公以第三人称观点都可将其理解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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