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认为，各国变法中对历史影响最大者，尤推商鞅变法。商鞅法治思想的来源即在李悝。他原名公孙鞅，曾事魏相公孙痤，明习魏国法令掌故，对李悝治法尤为悦服。后入秦，时秦孝公初立，亟求宾客群臣中能出奇计强秦者。与公孙鞅一见，十分赏识其法治主张，便授予国政。梁启超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的商鞅变法措施，与《商君书》中所反映的商君治国思想，把商君的主张总结为四项。一是“主变法”。商鞅认为治理国家不能拘守旧俗，不能迁就安于现状的众人之见，“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礼。”二是“主贵农”。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务农者寡而游食者众，其国必贫危。农民若离开土地四处迁移，国家掌握不到丁壮劳力，则守卫国土都成问题。故“对人必令民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三是“主厉战”。民众本来厌恶战争，政府要制定奖励军功的法令，赏给爵位、免其劳役，使民乐于参战，并且以死于国事为荣。故“强国之民，父遣其子，兄遣其弟，妻遣其夫，皆曰不得无返。……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为重强。”四是“主峻刑”。国家出现乱争，是有法不用。刑罚用来惩罚已有的过失，则大奸不生；赏赐用来告发奸邪，则细过也可防止。故“刑重者民不敢犯，则无刑矣。”梁氏认为，商鞅两次变法，实行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按军功大小赏给爵位，推行连坐法等措施，都是以上述四项为指导思想。商鞅变法比魏、楚等国更彻底，收效也更巨大，“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以骤强”。梁氏论述秦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自秦穆公至始皇四百余年间，秦国以创业、拓展为目标，未尝一日停息，“以图进取，百折不挠以贯其初志”，“虽缘外力抵抗之强弱，而屡有屈伸，顾未尝或一退转，其步骤未或一凌乱。”而商鞅变法便是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如刘向说：“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故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秦所以强六世而并诸侯，皆商君之谋也。”

《战国载记》辟有专章评述纵横家的活动。梁氏指出，纵横家骋其词说，鼓荡世局，致“万乘之主，立谈而为之回虑；瓮牖之夫，徙步而迳取卿相。”这是战国时期特有的异象，为中国历史上其他时代所从未出现。山东合纵、连横形势的变化，关键又在三晋。魏文侯时，明晓三晋利害与共，以魏国隔开赵、韩，使不相攻，故三国以一致态度对待秦、楚。至魏武侯以后，三晋互成仇敌。正是因为山东六国互相矛盾，所以有合纵说(苏秦为代表)和连横说(张仪为代表)推波助澜。梁氏进而分析：苏秦和张仪对六国国君游说，逞其辩词利口，极扇动之能事。然而山东六国因地理位置不同，攻秦或联秦与己利害相关程度也显有差别。所以透过苏张二人种种鼓动的言词，可以总结出他们游说重点的选择和难易的差别。“苏秦用赵为从约主，燕则入赵之阶耳。其最难者，莫如韩、魏，次则楚。……故苏秦之合纵也，其论锋在燕、赵最强，齐次之。在楚较弱，韩、魏尤甚。”“张仪之时，魏、楚皆经巨创，不复能鼓勇以与秦为难，魏襄、楚怀又皆昏暗，仪首从事于此，横基植矣。楚、魏下则取孱韩如拾也。其最难者，莫如赵。……然仪说魏、楚、韩之言，尚多实录。其说齐、赵、燕，则皆虚声也。”上述梁氏所作的概括，实在为读者认识苏、张说词的实质和掌握合纵、连横形势的变化，提供了要领。

梁氏对造成秦灭六国的结局作了中肯的分析。山东六国在利害上互有矛盾，给秦国提供了各个击破的可乘之机。而更重要的是，中国走向统一是必然趋势，这是支配战国局势的根本性因素。故此他强调说：“天下之趋统一，势也，不统于秦，亦统于他国。而统一之愈于分争，则明甚也。天将假手于秦，以开汉之后之局，夫谁能御之!而秦与他国，又何择焉?”梁启超还进一步分析：秦统一六国用的是暴力手段，给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然而，统一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因为六国分立割据，各国专制君主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榨取，战争的频仍，生产的破坏等，更给各国人民造成无穷尽的沉重灾难。“假长此不获统一，岁岁交糜烂其民而战之，其惨状将伊于胡底!而在六、七专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亿，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籴，关讥市征，各自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统，孟子称定于一。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并非秦一国所能为。”梁氏所论，堪称切中肯綮。

梁启超评论秦始皇创建第一个封建专制统一皇朝的功过，能从大处着眼，并且有的放矢，澄清长期形成的误解。他指出，秦始皇自统一全国、登上帝位，共历十二年，“无日不有所兴作”。继起的汉朝，是推翻秦朝而建立起来的，汉人多“过秦”，故汉代所撰成的史籍多叙述秦始皇的淫侈和暴虐。读史者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不应被前人有所偏执的记载所左右，需要以客观的态度作公允的评价。梁氏总的看法是，秦始皇“功罪不相掩”。秦始皇建立第一个专制统一国家，有十项功业：一，销兵器；二，堕名城；三，徙豪富。这三项，本意虽在削弱原六国旧宗族势力，防止反抗，但客观上却有利于统一，因为“偃武息兵，实当时天下共想望。各国境上城障，遮绝不通，毁之殊便民。各国豪富，徙聚京师，使得交相熏习，去畛域，通情感，其于铸治国民性，效至宏也。”四确立郡县制；五，同文字；六，壹度量衡；七，颁法典；八，决堤防，兴水利；九，更田制，“令黔首自实田”，许民私有；十，奖产业，乌氏倮以畜牧致富，始皇使奉朝请，蜀寡妇清能殖财自卫，始皇为筑女怀清台。这十项，都是关系封建统一国家的重大措施，“变革古来之制度思想，虽流弊在所不免，然规模抑宏远矣。”其他攘匈奴，开南粤，筑驰道，也是重大功绩。梁氏对秦始皇历史功过的总评价是：“秦始皇宁为中国之雄，求诸世界，见亦罕矣。其武功焜耀众所共知不必论，其政治所设施，多有皋牢百代之概。秦之政书，无传于后，而可藉汉以窥之。汉高起草泽，百事草创，未遑制作。文景谦让，不改其度。故汉制什九皆秦制，紬绎《汉书》表、志可见也。夫汉制虽非尽善美乎，而治二千年来之中国，良未易出其范围，后世所改，率每况愈下，则始皇可厚非乎哉!其所短者，主有意力，强过乎度。狃于成功，谓君权万能，天下万事万物，可以随吾意所欲变置之。含生之俦，悉吾械器，骄盈之极，流为侈汰，专恣之余，重以忌刻。此其所以败也!”此论秦始皇在武功上和创建制度的规模上都不失为盖世之雄主，而其失败在于奢侈、专制、忌刻。在经过本世纪数十年间学者们反复研究之后，今天回视粱氏的论断，基本上仍都能站得往脚，这正说明梁氏具有可贵的历史洞察力。

梁氏还提出，对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二者应区分作评价。“二事同为虐政，而结果非可以一概论。坑儒之事，所坑者咸阳四百余人耳。且祸实肇自方士，则所坑者什九皆当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左道欺罔，邪谄以易富贵，在法宜诛也。即不然，袭当时纵横家余唾，揣摩倾侧，遇事风生；即不然，如叔孙通之徒，迎合意旨，苟以取荣。凡若此辈，皆何足惜!要之当时处士横议之风，实举世所厌弃。虽其志节卓荦，道术通洽之士，亦较他时代为特多，然率皆深遁岩穴，邈与世绝矣。其仆仆奔走秦廷者，不问而知其为华士也。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也。”[5]焚书则本意全在愚民，以专制的威力，窒息自由思想，毁灭文化，为祸至为酷烈!在此论发表数十年后，仍有不少研究者重申这种观点，可见梁氏的看法确有精到之处。

[1] 两信均载于《梁启超年谱长编》1918年。梁氏为著史付出了巨大心血，因过分用功，《战国载记》刚完成就吐血病倒，致《中国通史》的著述中止。

[2] 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

[3] 这十二国系依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列十二诸侯而有所斟酌变更，燕至战国始显，曹无足轻重，而补上越国。

[4] 《春秋载记》引文均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

[5] 《战国载记》引文均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