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梁氏又恰当地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观察一国的历史、作用，始终置于春秋史全局之中，看它与春秋霸政的关系，使之不游离于全局之外。

梁氏研究宋、郑二国，始终抓住此二国在晋、楚争霸的大局中所处的地位，所充当的角色来论述，行文游刃有余，堪称相映成趣。篇中突出两国所据有的战略要地如何成为晋楚两国掌握战场主动权和牵制对方所必争的目标。宋、郑同为兵家必争之地。宋为微子之后，西周始行分封之时，本让其地处平原，无险可据，以易制驭。不料后来宋国却因兼并而得彭城，地处南北之冲，极为险要。“故终春秋之世，宋最喜事，齐兴则首附齐，晋兴则首附晋。”晋、楚争霸，如何控制彭城这一战略要地，一向成为一个重要目标。晋悼公争霸，要联络远在东南的吴国以牵制楚国，就是借控制彭城而与吴相交通的；随后楚拔彭城，目的也在堵死晋、吴联系的孔道。“可知彭城系宋于南北之故者至大，而宋之常为天下重，盖以也。”郑国则有虎牢、成皋，当春秋初年，郑庄公据有虎牢，获小霸之名。“既处可左右天下之地，自为经营天下者所必争。故齐晋迭霸，与楚争郑者二百余年，南北有事，郑首被兵，迄无宁岁。及晋得虎牢，且城之以逼郑，自是晋三驾而楚不能与争。其后三家分晋，韩得成皋，卒以灭郑。秦亦灭韩而帝业乃成。直到楚汉之时，刘邦、项羽也以争成皋以决雌雄。”可见郑国在战略上有如此重要，而且形势保持有如此久!在这种情势下，宋、郑处事各有特点，梁氏极富风趣加以总结、对照：“宋人喜事而狂，郑人谙世故而黠。”宋承受殷人浮躁的习性，“加以彭城所居，地四冲而俗慓急，故其人常如中酒，躁叫狂掷”。春秋初年宋殇公主十年而十一战，狂态毕露。至宋襄公，乘人之丧两伐齐国，急于欲取代齐的霸主地位，自不量力，向强楚挑战，“卒乃执于盂，伤于泓，身殒国削，为天下笑。历古可诧之战事，莫过兹役也!”

梁氏总结郑国的总特点则是：“天下无霸则先叛，天下有霸则后服。”郑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首鼠两端，邲之战，首先叛晋，以后因挟怨而叛楚，此后又因贪楚重赂、贪汝阴之田两

度从楚，“投骨于地，从而食之，摇尾乞怜，郑之谓也”。郑国当政者又常常权衡晋、楚实力对比，决定对谁投靠，朝三暮四，随时势变化，“昼伏夜行，窃食盆盎，常惧人觉者，郑

之谓也”。子良所说，“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典型地可以代表郑国处事之道，“因此得保其社稷，常倔强于诸侯间。”对于陈、蔡二国，梁氏所作的分析也入木三分。陈、蔡所共同处，在于二国一直属于楚国的势力范围，所差别者，是蔡国依附更甚，楚北向与齐晋争锋，蔡无役不从。蔡跟从楚国最紧密、而受楚祸害也最深，最后对楚国报复也最烈。楚灵王狂暴异常，连灭陈、蔡二国，后来恢复二国，蔡遂图谋报复，最终引导吴兵入楚，攻破郢都，使楚国几乎灭亡。

第四，本篇对于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和重大事件，能作重点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因而能深深地刻印于读者的脑海中而难以忘怀。

梁氏认为，春秋时代即“霸政时代”，此乃时代的中心。按照他的界定，“霸政”的内涵，就是由一个有力量和有责任感的大国居于“盟主”的地位，稳定中原的局面，减轻不义的兼并和掠夺性战争的破坏。“抚宁诸夏，字小兴灭，布信义，明约束”，“东诸侯庇以安，文治骤隆”，成为中国历史进化极其重要的一环。故霸政全盛之时，有“仗义执言，摧暴扶微”的力量占据上风，有利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残民逞欲，名义上是霸政所不许。他很有说服力地分析霸政的出现是时势发展所需要的结果。在齐桓公称霸以前，突出的历史现象是：其一，列国篡杀攻伐祸害至烈。春秋弑君之数绝不止一般史书上所说“三十六次”，而是达到百次，许多都因有所讳饰或不赴告而不见于史书。鲁、齐、陈、郑、宋、蔡诸国，几乎无岁无战事。，“岁寻干戈，民不堪命”!其二，戎狄猖獗至甚。“诸戎最胜于隐、桓之际，群狄最胜于闵、僖之际。”孔子所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恰恰反映出中原各国人民迫欢迎霸政，好比解民于倒悬!其三，小国林立，必然造成兼并激烈。兼并最盛者是齐、晋、秦、楚，晋、楚尤最。晋兼并之小国，绝大多数在霸政出现以前，而所兼并的地方，大部分得之群狄。楚对中原小国的兼并，也大都在霸政以前。综观整部春秋史，兼并之祸，实以霸政以前为最烈。故梁氏总结说：“兼并盛而霸政不得不起”，“而霸政者大一统之前驱也”。以上三项，有力地说明了霸政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明白了霸政是历史的必然，对齐桓、晋文霸业的功绩就容易理解了。鲁庄公十六年，齐率诸侯伐郑，主盟于幽，霸开始。至鲁僖公四年，齐桓公率诸侯军队欲攻楚，进驻于陉，退至召陵，与楚盟誓而还。旧时文人对此役颇有遗憾，因齐桓公处心积虑谋楚垂三十年，本欲在此决战，最后却不战而还。梁氏则指出：齐桓公在召陵主盟，已使楚国北向中原的势头受到遏制，这正达到了霸政保持均势，制止不义之战的目的。故说：“楚之不可灭，甚章章也。非惟不可灭，岂遂司克，若其不克，祸焉可测?霸政职志，在保均势，威楚使无敢悍然破均势，斯亦足矣!召陵之役，所谓不战而屈人，善审势而善养勇也。”

晋文公霸业是春秋史的高潮，篇中对此更浓墨重彩予以描绘。梁氏的分析最有启发意义的有三项。首先，他强调两国国内政治状况决定了城濮之战的结局。晋国国内减轻赋敛，振救贫穷，发展生产，崇尚信用，大臣之间互相谦让和睦，对当前这场大战役谨慎从事，惧怕出错。楚国则决策集团内部互相矛盾，新上任的令尹子玉骄躁狂妄。“观其臣下之一骄一惧，则胜负之数既可知矣。”再者，晋国君臣临战之前周密计划，处处掌握主动。晋国放弃眼前小利，让郑国贿赂齐、秦，战前取得齐、秦的支持。晋又争取到曹、卫的好感，然后故意激怒楚国，使楚首先挑战。“君臣密勿谋议，如此其周详而审慎也。”这场春秋时期最大的战役，实际上战斗一日结束，晋国的胜利早已由战前长期的准备、谋划而决定。“备战之日则甚长，晋之君臣，盖以五年之力为可战之预备，以三月之力为临战之预备，史实斑斑可考也。其胜败之机，一言蔽之曰：晋惧而楚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战役主要教训之所在。复次，梁氏对比晋文、齐桓霸业，认为晋文称霸对影响中原全局时间长达百年，晋文功绩更大。“城濮之战，在晋文即位之第五年春，实则四年耳。其时中原诸侯尽即楚，晋盖孤立于北方，苦心以结齐秦以奏此肤功，而天下靡然从风，鲁、卫、郑、陈、蔡皆震于一战之威，去楚即晋。……楚于是忽反成孤立，而霸局始定。中原食其赐者垂百年，则晋文之功，视齐桓为烈也。”

就外交关系言，晋秦关系与晋楚关系对于春秋史有全局性意义。梁启超以如炬目光，分析其现象与实质间的巨大反差。晋与楚是对头，终春秋之世，只发生过三次战争。晋与秦，是世婚，，但六十九年间交战达十五次之多。秦图谋向东发展，必欲争夺殽、函控制权，而又晋之所必争。秦、晋既通婚交好，又互相矛盾。两国之间较大的战役，有韩之役，晋师失败，晋惠公被俘。殽之役，秦军遭晋伏击，全师覆没，而导致秦晋关系彻底破裂。故梁氏评论说：“晋楚之战，与晋秦异。晋秦屡战，一胜一败，疆场之事耳。晋楚不轻战，战则为大局所关，故城濮之战而天下靡然从晋，必一战而天下靡然从楚。”

综上所述，《春秋载记》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不仅善于把握历史的全局和本质，对重要的问题和事件作深入的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出隐藏于错综复杂的现象背后的本质性东西，而且组织严密，剪裁合理，纵横捭阖，波澜起伏，叙述生动。换言之，梁氏观察极深刻，且把历史写活了。此篇对于我们如何写好历史著作实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4]

二、《战国载记》

《战国载记》是《春秋载记》的姐妹篇，著述风格相似，成就也可相媲美。

战国历史局势复杂多变，各国的内政、外交事件及交战胜败头绪纷繁。梁氏却能抓住对于局势发展和历史进程关系最重大的三个问题，作为论述的主线，使全篇纲举目张。这三个问题是：(一)推动大国先后出现强盛局面的是实行变法。(二)纵横家的策略和统一的必然趋势。(三)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业。

梁启超十分重视战国各国变法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魏在战国七雄中最先强盛。时为魏文侯当位，他敬礼贤士，重用才俊。任李悝守上地，吴起守西河，西门豹守邺。李悝实行变法措施最为著名，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尽地力之教”，重视农业，奖励增产。按照他的计算：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之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也如之。实行李悝力耕措施的结果，地方百里可增加产量一百八十万石。有足够的粮食，就为国家富强提供了基础。二是平粜法，实行调节谷价，防止歉收之年商人抬高谷价和丰收之年谷贱伤农。李悝又制订法律条令，著有《法经》六篇。可见李悝是早期法家人物。西门豹治邺，开凿十二渠，引河漳之水以灌田，成为后世言水利之祖。吴起善治军，先后打败秦、中山、楚国军队，开拓疆土。魏国依靠李悝等三位实行变革、进取措施的人物而强盛起来，是战国时期首先奏出的变法乐章。继魏国之后取代其强盛地位的是楚国。时楚悼王在位，实行变法的人物是吴起。吴起在魏国受谗害，惧而奔楚。楚悼王任他为相，他针对楚国贵族势力跋扈，政出多门的情况，实行变革。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以养士，徙贵人往实广虚之地，黜游说之言纵横者。目的在于削弱旧公族势力，加强王权，提高行政效能和增强军队战斗力。于是楚国大强，诸侯畏惧。旧公族对吴起百倍仇视，楚悼王死，守旧贵戚大臣发动叛乱，杀死吴起。楚肃王嗣位，诛杀叛乱者，夷灭旧公族高官七十余家，吴起虽因变法被害，但他的事业却推动楚国前进，如梁启超所说：“起虽死，而楚政自兹一新矣。”赵国的强盛是由于赵武灵王厉行变革旧俗，重视作战。当时赵国四邻强敌，中山又在腹心。若无强兵之策，将有亡国的危险。赵武灵王克服了贵族和群臣的阻力，教导百姓，实行胡服骑射。以前中山屡为赵国之患，赵肃侯之时，中山恃有齐国之援，引河水围高城，几

乎不守。至此，强弱之势反易，年年攻略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嗣后，赵武灵王传位于少子何，是为赵惠文王，使大臣傅之，自称主父。主父使子治国，本人身着胡服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最后灭掉中山，又连破林胡、楼烦，置雁门、代郡、九原诸郡。梁启超赞扬说：吾观古今中外诸大国之君主，“其飒爽瑰特，未有过赵武灵王者也。”主父死后，秦国逐渐集中进攻赵国，“然赵人习武灵之教，矜气节，右武善战，有平原君、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先后为之将相，皆一时之杰也。故历数十年与秦为劲敌，秦以间去此数贤，仅乃得志。……而李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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