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和民风是制定正确国策的基础，早在70多年前的社会史论战中，就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问题，引起学界的关注，由于这一论战强烈的政治性，使许多问题成为敏感的话题，遗留到后世。 

    《乡土中国》提出，“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这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制度的社会管理模式。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以礼治秩序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 

      当前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屡屡出现的权力垄断，宗族干扰，家族管理的弊病，以及固步自封的心态，无一不与乡土社会有关。《乡土中国》是前现代中国的国情咨询报告，历经37年的风雨，仍以强烈的现实性再次引起人们的思索。 

关键词         礼治  秩序  农民  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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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的名著，很早就已拜读，但我对该著作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这不在于社会学中断，社会学著作受到冷落。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的解放，对许多学术问题的重新思考。 

    费孝通是社会学家，没有赶上参加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但他在1947年发表的《乡土中国》却对那次论战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社会的国情和民风作了学术上的解答。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由此引发的思想文化争论空前的活跃而激烈，从五四到抗日战争前后，有关社会文化的论战的主题层出不穷，诸如东西文化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古史辩的论争、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唯物辩证法的论辩、社会史的论战、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争等等，内容广及社会性质、人生观、东西文化关系、中国文化命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像这样的论战二十年多达十次以上，而且周期愈来愈短，在1932年社会史的论战趋向高潮，与之相应的唯物辩证法的论辩方兴未艾，文艺自由的争论又相应而起。在这些论战中，国粹派、全盘西化派、本位文化派、唯物论派、食货志派、战国策派纷纷扬扬，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名流，全部上阵，这是中国文化生活中从未有的错综纷繁的景象。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文化争论尚不脱离书卷气，到这一时期的论战则口诛笔伐充满了火药味。有许多本该是学术上的问题，由于牵涉国共两党的争端，又酿成政治性的纷争，有关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就是一例。这本是有关中国历史的认识问题，讨论涉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是遵循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普遍规律，中国有没有经历奴隶社会的阶段，古代中国是否存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等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认为，这是有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就有关中国革命性质和命运的问题, 论战从1928年至1936年持续8 年多，发表论著170多篇(本)。 一批学者由于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反对用五种生产方式分析中国国情，而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埋下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后果，预告了未来的悲剧。 

    论战的双方都是为了改造旧中国，找寻振兴中华之路，由于分别强调社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各执一词，而致相互对立。强调普遍性的大都以理论分析见长，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阐述，大多承袭苏联的学术框架或思维模式。强调特殊性的，则从捍卫传统文化出发，强调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他们提出一些有助于认识国情的实质性问题，如中国文化的早熟，理性早启，家族本位，伦理政治等等，但从这些特性推出的某些结论却未必恰当，如认为中国只有职业分途，没有阶级的分野；国家功能不强，阶级统治自行软化；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大文化社会；三百年前中国是美德的黄金世界等等，由于某些论点对民族民主革命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遭到不同意见的批驳。然而结论有误区，并不等于某些特点就不存在。当初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们用阶级斗争理论批判这些言论，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论著，但主要是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以无可置辩的现实，宣告了这些论点的失败，但也因为形势发展的过速，使得许多问题并未在学术上深入研讨，却匆忙在政治上做了结论，例如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异议的，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再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因此本是学术见解的不同，由于共产党很快取得执政党的地位，以革命实践宣告了马克思主义观念的胜利，从此强调特殊性的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有关国情的认识也就成为右派或反革命的理论。社会学也被取消，许多社会学家成了右派，打入另册，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成为史学研究的禁区，甚少进入研究的视野。 

    所谓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是与其他国家相区别的国情和民性，这是制定国策的前堤和基础，要准确把握国情和民性，需要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对中国历史的深入了解，这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位地反复探讨和研究，也包含可能出现的失误，不可能靠一纸号令就能迎刃而解，更没有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社会史论战落得如此结局，不得不使人要追问，为什么有关国情的研究，要承载如此沉重的政治包袱? 上纲几线，成为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某些敏感问题更是无人问津。但是在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的四十年代后期，仍然有一些有识之士坚持从本土出发，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其中最有创造性，并主导一代学术见解的，是侯外卢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提出的“早期启蒙说”，以及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礼治秩序”说。前者发掘在明清之际出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似而又相区别的异端思潮；后者具体、深入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本色。这两部著作分别从不同领域，论述前现代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本土特色，却遭遇不同的命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建国后更名《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一再重版，早期启蒙说在中国学术界中已成为一个重要学派，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而《乡土中国》由于受到社会学被取缔和作者被打成右派的株连，长期被封存，湮没几十年之久。 

    《乡土中国》最重要的是提出，“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这是对前现代中国农村生存环境和农民生活状态最深刻、简约的提炼。无独有偶，与此相应的是，柳诒徵先生发表《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提出礼俗为中国文化特色的问题。此两部著作的问世，说明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出发，是用“礼治秩序”还是“礼俗”来概括，都分别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揭示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的特征。其后不久，又有蔡尚思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以“礼”为核心的见解。虽然有关中国文化的核心，有以“仁”为中心说；也有以“中庸”为中心等各种见解，但唯有“礼”是经过社会学考察的，突破观念性的局限，进入社会管理层的，具有整合功能的社会制度。 

    什么是礼治秩序? 《乡土中国》认为:“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又说:“ 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所以礼俗社会就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即为礼制。概而言之，由习俗提升为礼制，礼制的实施即为礼治。礼俗与礼治是从上层或下层不同方位的表述，这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所说:“ 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依靠代代相传的习惯势力实施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这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国家权力管理民众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义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 

    礼俗本于生活，但这礼和俗并不是一回事，礼是由统治阶级制定的典章制度，俗是从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对礼和俗进行了整合，并以此进行社会管理即为“礼治”。柳诒徵在《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中认为，以礼俗治国“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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