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五岁以前，我一直与家人住在淡水。

　　对于淡水的记忆，当然是模糊不清，但是夹杂着一些脑海中的影像，以及大人们的描述，淡水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故乡。我坐在小推车，妈妈推着我走过充满鱼腥味的市场，跟吆喝着的老板娘买水果，走过斜坡，经过邮局和电信局，路边都是锅碗瓢盆的小贩。红砖墙、红砖道，处处弥漫着一股旧旧的气味。

老街的原乡特质

　　在我五岁以前，我一直与家人住在淡水。
　　对于淡水的记忆，当然是模糊不清，但是夹杂着一些脑海中的影像，以及大人们的描述，淡水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故乡。我坐在小推车，妈妈推着我走过充满鱼腥味的市场，跟吆喝着的老板娘买水果，走过斜坡，经过邮局和电信局，路边都是锅碗瓢盆的小贩。红砖墙、红砖道，处处弥漫着一股旧旧的气味。
　　长大之后，第一次到淡水是我高二的时候。高中几个好朋友，搭火车大老远跑来。一踏进老街的瞬间，我心中有种莫名的激动──这里跟我心目中的遥远故乡竟是这么相似！每一项事物都能够和儿时的记忆一一印证，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这么原汁原味，老旧的气息仍是那样的熟悉，我强烈的怀乡情绪在这样的场景中被牵引出来。我们一行人兴奋地买棉花糖吃，去杂货店抽糖果，彷佛回到小时候。
　　我以为那样类似思乡的情绪只有我有，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一行人同样是带着一种怀旧的心情，踏上老街。或许我的感觉会比他们要来得强烈吧！因为事实上，我们当中只有我小时候住过淡水。
　　再后来，我去了九份老街，去了大溪老街、三峡老街、新竹老街、深坑老街、北埔老街、内湾老街……走过这么多的老街，我突然惊觉，原来，每一条古老的街道，无一不在召唤人们心中对于原乡的怀想。每一条老街都建构着一种旧时代的空间：随处可见黯淡的红砖墙，水泥色的柱子，石雕的牌楼，老旧的戏院，以及各式小吃店和传统冰店。我们可以在低矮的柑仔店里看见古早时候的弹珠汽水、王子面、纸牌和沙包，我们可以在路边跟小贩买糖葫芦和棉花糖，冰店的老板使用最传统的挫冰机，忙碌地在每碗冰淋上黑糖浆。这些大约在八O年代左右突然间消逝的事物，又突然间在近几年来出现。然后，总有几间店是卖木屐和手工艺品，把这种怀旧的情境，构筑得更加完整。这一切不仅牵引出人们原乡的想象，更勾勒出一幅属于台湾乡土性的图景。
　　老街的兴盛，是近年来特有的文化现象。各地的老街，都是目前台湾著名的观光景点；假日一到，人潮汹涌而至。老街深深地吸引着人们，以一种怀乡的、复古的特质，引领着人们走入古早时期的台湾印象。

「在地」或者「本土」身分的找寻

　　老街，是具有历史感的旧空间。然而这样的场景，为何会在现今的社会中兴起？我想，这与「在地」文化，或者说是「本土」文化的追寻，有密切的关联。
　　以台湾的现况而言，台湾正处于积极地寻找在地性、本土性的年代。
　　阿帕杜莱( Arjun Appadurai )在〈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一文中提醒着我们，在全球化的潮流当中，文化并非只趋向同质化，反而在各种流动与断裂的因素当中，我们往往可见到异质性的产生。在文化强权的领导的同构型侵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地文化的异质性被保存和重视。全球化促成了在地化，尽管全球化和在地化两者是对立的，但同时也是互相依存的，我们从以下两种情形可以看出这样的矛盾：第一种是，是针对全球化同构型而产生的反弹，譬如好莱坞电影成为电影的典范和标准，促使我们对于国片的重视；另一种，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突显在地文化以增加竞争力，如华人电影中，强调「中国功夫」以打进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片。像这样的情形，同样存在我们追寻本土认同的过程中。
　　全球化是一个正在急速发展的现实。对台湾而言，对内，我们的文化进退失据。台湾文化是什么？我们的文化当中，可能有百分之多少是美国化的，百分之多少是日本化的，百分之多少是韩国化的。那么我们自己呢？电影院里播放的西洋电影总是美国同步上映，我们过圣诞节和西洋情人节，万圣节扮装玩trick of treat，看的电视剧都是日剧、韩剧，那属于我们的东西呢？我们现代化得太急，急着和世界同步，但传统消逝了，消逝的速度之快，我们丧失了自己。对外，我们屡屡面临国际间的窘况。外交连连失利，与对岸的辩论失焦，我们明明自觉已经济成长，明明早已与世界接轨，却无法受到国际认同。我们每次播放着台湾发明的行人指示灯号的小绿人，外国人惊奇连连的广告，以及我们的友邦对着台湾的农业团微笑竖姆指大喊「Taiwan good!」的广告，这些确实是属于台湾的特长，但是，这些成就与实际的失利相较──不是妄自菲薄──似乎有些讽刺。
　　台湾特性到底是什么？于是，我们面临了自我论述的困难。因此，对台湾的「认同」是急欲被树立的，而「台湾性」的追求更是刻不容缓。
　　「台湾性」无以名之，但自有这种自觉以来，「台湾性」一直是和乡土结合在一起的。在我们的文化场域里，对于全球化和在地化的论述倾向是这样的：在地化是全球化的对立，代表正面的在地文化和在地认同，相对于负面的全球化文化，而「在地性」终不敌「全球化」的同质化势力。而这样的逻辑建基于一套二元对立系统：全球／在地、资本主义文化／庶民文化、都会／乡镇……于是，这套对立系统的后者，代表的正是「台湾性」。 （注一）
　　对于台湾的认同，因此而与「乡土」结合。我们可能会因为现代化而骄傲，会为了某种成就受到国际的认同而骄傲，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论述，很容易便会倾向在地、本土，而老街正是在本土认同中的一环，换句话说，老街的形象，是台湾特性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老街是很「台湾」的。

「文化资产保存」意义的转向

　　那么，老街真的是老的、旧的，是站在现代化边缘的吗？乡土想象代表的，似乎是落后、守旧、妨碍现代化发展的障碍，然而真是如此吗？
　　不然。从游客如织的情形来看，老街成了人们踊跃参与的观光景点，我们根本无法说老街是处在现代化的边缘，相反的，台湾的现代性造就了老街，而老街在台湾的现代化情境中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老街里的原乡、怀旧特质并未被全球化资本主义所遗弃，相反的，它的生存契机成功地纳入这个结构体制中，而其卖点正是和全球化趋势相悖的「在地」、「传统」和「守旧」。
　　一个地方的定义不来自于他本身内部的历史，而是来自于他与其它地方的互动关系。我们以这样的角度来看，「老街」之所以老，是因为他和其它发展的街道不同，在现代化的情景中，突显了老街怀旧的「原乡性」。在这样的基本认知之下，老街重新兴盛起来，而其契机就是益发为人们所重视的「文化资产保存」。
　　文化资产保存，是小区总体营造运动的一环。而小区总体营造的主旨正在于「整合文化、产业、社会与草根民主重建」（注二） ，从底层激发出一种「新故乡」的思考，突显地方特色，让人们对自己居住的地方产生认同。
　　阿帕杜莱在另一篇文章〈草根性全球化和研究想象〉（“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中指出，「想象力」（imagination）在现代生活里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信息媒体的发达促使「想象力」平民化；「想象力」不再只活跃于于艺术和逃避现实的领域，它深入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激发人们对现状的反省，引发对新的社会生活形式的远景。阿帕杜莱称这种源于社会结构下层（below），以平民的角度来介入全球化趋势发展的模式为「草根性全球化」（grassroots globalization）。相对于现代化，文化资产保存从这样的理路展开。
　　过去，专家学者常常提倡古迹保存，然而当地居民一听到这个说法，往往就开始担心，学者认为是文化「资产」，在居民们眼里看来却是沉重的负担。居民住在老旧的古迹建筑里面，因为不能改建，变得像是动物园或博物馆一样，只有让人参观的价值。因此，文化资产保存的做法，就在于纳入小区总体营造的体系中，动员当地居民，使人们体认自己所拥有的是珍贵的资产，而保存这些文化资产并不仅仅是将古迹冻结起来，而是要赋予它新的生命。那么，赋予新生命的做法，就是加以整合，将这些特色转化为促进经济活动的基础，以重生、再发展为目标。另一方面，从上层推动民众思考的除了政府（如文建会）以外，更多的是地方上的台湾文史工作者。台湾文史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脱胎于本土化运动，文史工作者面对台湾迅速的变迁，以及现代社会给予人的疏离感，而开始强调地方文史，让人们在现代化的同时，能回顾这些已被遗忘而又似曾相识的事物。这样所带来的，是一种对于过去的怀旧，一种乡愁的慰藉。如何再把这种想法耕耘得更深刻？「市场」的包装就成为必然。
　　于是，要将传统产业转化为文化产业，就必须整合文化和经济两个层面。一方面保存老街的特色，一方面回复老街既有的生活型态。然后，红砖墙被保留了，老戏院被保留了，水泥色的柱子和牌楼也被保留了；早已消失不见的柑仔店重新开张，挂上古早时期的百事可乐招牌，贩卖小王子面、纸牌、弹珠汽水，摆上戳戳乐和抽糖果机；而延着老街也出现了小贩，卖棉花糖、糖葫芦，还有各种小吃，像是臭豆腐、豆花和烤香肠……这样的销售点子果然广受欢迎，一条又一条的老街重新恢复商机，容纳更多更多假日的旅游人潮。
　　前面所说全球化对台湾的冲击，在「他者」的对照之下，我们急欲建立「在地化」的台湾身分认同。当然除了冲击之外，另一面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忽视。资本主义的发达，人们越来越重视休闲活动，媒体塑造的旅游想象，促使人们假日的时候去完成「怀旧之旅」。小区总体营造，文化资产保存，文史工作者，再加上媒体，一套包装完整的老街文化之旅展开，人们处在一种乡土的想象当中对台湾产生认同，而老街正是落实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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