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所谓的“乡土”是指进行小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村，那里居住的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居民，他们依附土地，自耕自食，自织自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跟随太阳的出没，地球的自转，自然安排生产劳动。晴天多出工，雨天就可以少出工或不出工，只要不违农时，按季节春耕秋收，逢上风调雨顺就有好收成。年复一年地就地生产，就地消费，缓慢的生产节奏，养成松懈而稳定的生活方式。农民在这里按照自发形成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不离乡土，安身立命，人与人之间，非亲即故，彼此都是熟悉的乡亲，费孝通称此为熟人社会。农村的基层组织，依靠代代相沿的习俗进行社会管理，这管理并非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而是有轻重厚薄的分别，这种“差序”，形成既定的“格局”，如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等，按照人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和等级进行序列管理，即是“礼治秩序”。这是由君臣父子为核心推演的社会关系网，一层驭一层，层层相隶属，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生息，无论是改朝换代或是战争离乱，风雨不惊，即使打散了，很快又复原如初。所以中国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在世界文化史上公认为传承力最强劲的中国文化，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礼治秩序”，这种社会管理秩序和结构导致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所以说《乡土中国》提出的这个概念，高度概括了广大农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这就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不了解这样的乡土社会，就不了解中国。 

    改革开放清理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当人们以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社会史论战，发掘它合理的内核，发现这些为振兴中华而兴起的论战和文化思潮都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留下可贵的经验。《乡土中国》虽不是社会史论战中的作品，但它以深入的田野调查，严谨的社会剖析，提出对传统社会的再认识，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是作者尝试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认识历经37年的风风雨雨，岁月的磨励没有冲淡它的锋芒，反而以强烈的现实性再次引起人们的思索，在1984年重新出版，尔后又一再重版，成为社会学的经典之作。 

    当代中国正在经受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双重转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历史巨变。新旧生产方式的并存和代谢；社会机制的解体和重构；中外文化的激荡和交融；思想观念转化的反复和阵痛等等，使许多问题的复出带有乡土社会的遗迹。在这样的环境中，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更要重新认识国情，逐步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现代化的道路和步骤。1981年2 月13日《光明日报》编辑部组织《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的讨论，编者按指出:“ 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老是犯‘左’的错误，多次遭到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己的国情重视得不够。”再次召唤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国情。这是由否定十年文革而启动的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重新思考，由此进入对国情再认识的领域。 

    对于国情能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进行正确的判断，是影响国计民生决策的大事。由于对国情认识不足，在生产和消费方面造成的损失已令人触目惊心，例如，历来教科书都宣扬中国地大物博，似乎没有这样的豪言壮语就不足以表现爱国心，因此这种看法素来不被质疑，也不容旁议。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中国是地大物不博，但在当时并不引人注意，直到最近又有人重新提出物不博的问题，这才引起普遍的关注，大报小报加以转载，这是因为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凸显资源匮乏的矛盾，已经威胁到经济建设能不能持续发展的大问题。以水资源来说，逐年减少，地下水下沉，荒漠化严重，山西大同近几年农作物产量平均比往年减少82% (1) 有的地方连饮用水也难以保证，南水北调虽可缓解北方一时之渴，但到了山西、河北这样的缺水大省也要向北京调水9000万立方米，可见这问题的严峻，如果早一些认识国情，厉行节约，从实际出发规划城市的发展，又何至于弄到这一地步! 不从现实的国情出发，用资源的高消耗刺激经济增长，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自然资产损耗最严重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 

    上述只是自然生态，就社会生态而言，也不一定就为生活其中的人所理解，例如，在礼俗社会中，经营交易的双方主要是靠信用取得彼此的信任，而不是靠契约，这虽然是中国传统的美德，但这道德主要是靠的是自律，契约却是法制性的，没有法制进行约束，那就失去监督的机制，没有监督的信用并不可靠，在一个熟人社会，彼此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进行小额的交易尚能维持的话，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进行跨地区、跨国的贸易，在陌生人的世界中交易，根本无以为继。在宗族社会中，家庭是家长统治下的财产共有制，这种秩序养成个人缺失产权观念，许多民众至今都不知道怎样维权。由于法制观念薄弱，致使中国古代有高额的商业资本，却没有经济法。是自律还是他律，这是礼治与法治对社会管理的根本差别。所以中国要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化过渡，必需要有相应的法制建设，要厉行法制就必须充分认识“礼治秩序”所造成的习惯势力，对执法可能发生的障碍，以及应变的对策。 

    沿袭几千年的家族“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所造成的人际之间的远近亲疏，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尊卑贵贱的等级制本该成为过去式，但是官本位的格局所形成的“一级之差，政治、经济、文化。”这民间的顺口溜却反映了“差序格局”仍有遗留。目前在豫南山乡出现的现代媒婆帮，包办婚姻，重又复活了家长对自由恋爱的干挠(2) 。在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屡屡出现的宗族势力的干扰，家族管理的弊病，以及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心态，无一不与乡土社会有关。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是自然生态还是社会生态，都是国家、民族实实在在的生存状况，对国情、民情的漠视，又怎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对于怎样改造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通过具体的社会调查，提出发展农村手工业的设想，使农民不进城，就在当地实现致富之路，由此逐步向工业化过渡。这与当前在中国实行的使农民进城，促进城市工业化，再带动农村工业化是不同的思路。半个世纪以来城市工业化的发展，确实对农村的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目前严重的三农问题的存在，农业、农村、农民的贫困，说明单纯用城市化推动农村，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弊端，一本《中国农民调查》震惊全中国，遗憾的是，这本该是社会学家的职责，却是由作家来完成的。由三农问题的启发，再回过头来参照费孝通先生的设想，倍感切实、中肯，这对处理三农问题是有益的补充。“礼治秩序”、“差序格局”就是从这实地调查中提升的概念，这是费孝通先生力图振兴农村，振兴中华一系列调查中最具有总结性的的著作，所以《乡土中国》可以说是前现代中国的国情咨询报告，只要中国尚未充分现代化，它就不会过时。 

    当然，真正要使一种理念生根开花，往往要经过多次打磨，甚至要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如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礼治秩序”这一观点，面临新一代学者的挑战，有的抓住“礼治秩序”中“无讼”的问题进行质疑，认为从明清以来频繁的诉讼为例，说明乡土中国已经孕育现代性的法理要求，这是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对礼治秩序提出的驳难，因而认为“礼治秩序”是“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或“自我想象”。 

    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社会学进行的往往是静态的研究，这是截取社会中的某一典型，经过多方位的扫描，提取那稳定性的特征，以一斑窥视全豹，没有这静态的分析，不足以拔开迷雾，潜入现象的深层，把握问题的实质。反对者以明清多诉讼的事例来说明，“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的生长点，“法治”也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用以证明中国已有法理的存在，并以此来反驳礼治秩序的立论。这种从发展变化中来考察的方法，是为动态性的研究。问题是任何静态的事物，并非没有变化，封建社会经过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孕育了异己的因素，学术界已充分注意这一变化，启蒙思潮说，资本主义萌芽说，儒学发展新阶段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些变化。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这阶段，已出现“破块启蒙”的曙光，因此思想史学者多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可追溯到明清之际，有关例证比比皆是。可是无可置疑的是，这种新因素尚未成长就已夭折。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乡土社会依然如故，要深究其中的缘由，有各种说法可参照，但最重要而又无奈的是，在中国缺少近代化成长的土壤，上有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下有风雨不惊的小农经济，社会有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致使新因素旋生旋灭。礼治秩序培育了中国社会文化顽强的延续力，却又酿成不能与时更进的历史惰性，这是不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封建王朝倒台后的一百年，新中国建立半个世纪以来，厉行法治，还很艰难，不断要经受反复和失误的教训。所以在明清时期虽有法理因素的萌芽，可这新因素在萌芽中就被扼杀，难以成长，更不能自发形成现代法制。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也有所短，不能以一种方法的所长，攻其另一种方法之短。要解释这一悖论，必须以求实的科学精神，综合各种方法，使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互相补充，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和探讨，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的历史。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诘难，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促使我们思索，礼治秩序说所以被质疑，其理论依据的本身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对礼治秩序的分析，大多是沿用西方法理观念和法理社会为参照，往往陷入礼俗与法理二分法的窠臼，从两者不同质的一面看，中国非礼治秩序莫属；从发展看明清时期已孕育了现代法理的生长点，礼治秩序说因而被指为“虚幻”不实。 

    礼治或礼俗，是土生土长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观念，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说的建树，首先应该从本土资源来发掘理论支点，如果摆脱礼俗与法理二分法的局限，换一种视角向下看，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来考察观念、制度与生活习俗的关联，丰富礼治秩序说的知识系统，是从学理上回答这一诘难的又一探索。 

    这里，传统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依靠生活习俗进行社会管理的礼治秩序，从儒家来说，就是要寓教化于生活，这是礼治的中心内容，并在先秦就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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