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阅读目的不同，可将人类的阅读行为分为实用阅读和休闲阅读两大类。实用阅读指为满足某些现实的需要、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而进行的阅读活动，阅读的目标明确而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休闲阅读是以满足个人休闲旨趣为宗旨的阅读行为，其目的在于放松身心、追求精神的满足感，随意性较强。阅读的产生来自于文字，文字的起源是基于人类生活实际的需要，因而人类的阅读行为从其起源来看是具有明确目标的实用阅读。
1 阅读与教育：阅读是教育的主要方式
古今中外，阅读从来就是各类教育的主要方式。中国，“上学”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读书”。这种“读书”是有着明确的阅读目标的，其过程主要是被动式、纪律式、自由有限式的阅读活动。
我国自古以来十分重视教育。商周时期已设有官学，贵族在学校学习礼、乐、祭祀、军事、文字等。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纷纷办学传授自己的学说。孔丘、孟柯、荀况、墨翟等都是办学卓越有成效的人。此时已有了一些重要著作，如《诗》、《书》、《春秋》、《大学》等。书是写在竹木简策上，制作与搬动不易，人们主要凭记忆参加学习，阅读主要采取诵读的方式。
汉代设立了官学——太学，讲授的主要是今文经学。此外，汉代设有鸿都门学、东观，分习辞赋、小说、字画和诸子百家、校勘经典；地方政府还有学、校、庠、序等不同层次的教育单位。另外还有由经儒大师传习经典的私学。由于书籍制作生产不易，口授笔录是汉代教学的主要方法，只有少数学者自己拥有图书。三国两晋时期，官学设立与汉代相仿，但已开始注重藏书，如两晋时的国子学中有大量藏书可供士族子弟阅读。
隋炀帝（公元606年）首开进士科举，以策试取士，按考试成绩来选拔官吏。这是中国历史上人事制度的重大变革。唐代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科举制度，使平民百姓都有了入选取士的机会，大大推动了教育的发展。科举调动了千家万户的积极性，除官府藏书外，私家藏书、读书也蔚成风气。如唐代读诗盛极一时，这也与当时科举需考诗赋有关。
宋代是我国民众教育大发展的时期，改革后的科举制度在选士用人上更为公平合理，这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同时图书制作技术的进步，藏书、读书之风从士大夫普及到民间，盛极一时。宋朝皇帝真宗赵恒甚至把读书推上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境界。
明清两朝，读书之风更盛。为应对科举及其八股文，学生不得不藏书以及读书。官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并举，士商子弟，多习于家塾、公私学校。教育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阅读活动生前活跃，由官吏、富商、士族发展到平民百姓。各省设有书院、书馆，士大夫在其中阐发学理、宣讲学术。书院有大量藏书供学生借阅。
近现代教育目标明确，平民化、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教育几乎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阅读活动和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大大增加了。学校教育的规范性进一步增强，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更为周密，教学讲义、课本、参考书更为全面和完善。学生的阅读对象品种更为多样，数量更为庞大，阅读范围更加广阔。但同时当代学校教育的目标更为明确，阅读的实用性进一步得到强化。
教育将阅读活动纳入计划、规范的轨道，阅读效果容易控制和达成。而阅读活动将教育与人联系起来，推动了教育目标的实现。历史上教育硕果累累的地方就是藏书、读书风气很浓的地方。按桑良至在《中国藏书文化》中所举，明清状元的地理分布虽然各地不一，但最多的地方在江浙一带，依次为苏州、吴县、杭州、绍兴等。这与藏书家的人士分布基本是一致的。[1]这进一步证明了阅读对教育的促进作用。
2 阅读与政治：阅读是治世的重要工具
阅读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影响着统治阶级政权的稳固。历代君王重视控制人民的阅读活动，试图通过控制阅读而控制人民的思想。统治者大力提倡某些图书的同时，又禁止某些书被阅读。如儒家经典被历代统治者吹捧，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因而为之皓首穷经。上世纪60、70年代，毛泽东的著作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册，至1971年印数达8亿册，除此之外几乎无书可读。下面，我们将从阅读与官修书、阅读与君王、阅读与官吏、阅读与禁书等方面考察这一问题。
2.1 阅读与官修书
阅读与治世的关系非常密切。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后，亟待统一各种思想意识，通过编纂官修书，控制人们的阅读活动，可实现这一目的。隋代秘书监牛弘向隋文帝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2]把典籍看作为治国之本，且应予以优先考虑。几乎每一朝的开国之君臣都认同这一道理，在建立政权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官方修书机构，收集典籍，开展官方图书编撰活动。如汉代建国之初，“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学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叙》），并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基本国策。又如北宋与南宋设立了崇文院、秘书省等常设修书机构和太平御览书局等临时性书局，共177次下诏求书，官方修书成绩斐然[3]。这是由于宋太祖大力提倡文治，推行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清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共向全国征集图书12237种，在整理、校订古籍的同时，将不符合清廷统治需要的书销毁、抽毁、删改。[4]
2.2 阅读与君王
历代君王都很重视阅读，期望从阅读中学习治国的方略。纵观历史，除个别特例外，从小受到严格教育的帝王，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其中不少人喜好读书，有的还有著述流传于世。魏文帝曹丕“雅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5]“炀皇好学，喜聚遗书。”[6]唐太宗有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执政后虽日理万机，却不敢放松读书、议书。他重视阅读古籍，经常通宵达旦地披览前代史书，并常与众臣共同讨论。其目的在于以古史为镜子，从中寻找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治国方略。宋代宫廷藏书甚多，供皇帝使用，所谓“退朝之暇聚图书以自娱。”[7]。宋太宗留下“开卷有益”的佳话，宋真宗撰写著名的《劝学诗》，鼓吹“书中自有黄金屋”。清康熙“自五龄后，好学不倦，丙夜披览，每至宵分，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洞彻原吞”（《清圣祖实录》），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广泛浏览，并命学士天天进讲，一起读书，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推广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并且在臣民中大力倡导读书之风。[8]
历代君王积极从事阅读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各类知识与信息。因为他们知道，“阅读是一种力量，不消几个字就可以造成风吹草偃之效。”[9]而拥有知识与信息意味着权力的拥有。在阅读活动开始之初，阅读和写作被认为是贵族的活动，只有少数拥有特权的人才能参与。之后的许多年里，虽然图书的阅读者范围越来越大，但由于生产力低下，书籍得来不易，阅读在许多平民眼里仍是神秘而值得崇拜的事情。帝王之家凭借权力拥有阅读的绝对优势，才能掌握知识信息的话语权，从而掌握对社会民众的控制权。
2.3 阅读与官吏
历代官吏亦重视读书学习，藏书、读书非常普遍。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读书佳话，即宋代赵普熟读论语辅佐太宗治理国家。其典故出自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止《论语》，……太宗尝以此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10]据《宋史·赵普传》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11]
另一宋代名相王安石也主张“文必治世”。王安石读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世致用。他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主张学以致用、为学为文要有补于世，注意研究政治和社会问题，致力于改革。他学问渊博，又敢于突破前人藩篱，独抒己见，探索新儒学，他的学术思想世称“荆公新学”。王安石反对仅以“讲说章句”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主张广设学校，教以合用的实学。“尚实学”、“求专门”、“兼文武”，培养学用一致的人才，以实行新法，富国强兵。
历史上的官吏多由科举入仕，阅读是他们走上仕途的必经之路，并且入仕只是他们完成了自身教育的第一步，大量的继续教育是他们为官终身不可懈怠的任务。为保证政务高效率，功名显达，他们必须努力学习，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天文、地理、物理、人情，百事通达，信息灵通，决策可靠有效，这样才能以政绩而飞黄腾达。基于这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动机，历代官吏无不重视阅读活动，热衷于藏书和读书。
2.4 禁书
阅读对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书本能开启民智、驱除蒙昧，而蒙昧、愚钝向来是完美控制国家的监管与保护工具。历来独裁者都知道，文盲群众最容易统治，因为阅读技巧一旦学会就无法抹消；退而求其次，只能限制它的范围。历代帝王经常采用焚书、禁书之举，禁止人们阅读某些书以阻断图书的流传。禁书的具体形式有焚书、禁印、删改、审查等，是统治者实施阅读控制和思想管理的有效工具。
秦始皇焚书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劫难。明清尤其是清朝，禁书之举及文字狱屡屡发生。所禁之书有违[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