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49年出版的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美国外交政策战略情报》一书为情报研究(Intelligence Studies)的开端，那么情报作为一个严谨的学术研究主题已有50多年的历史[1]。当代情报研究除了涉及军事、政治领域外，其范围扩展到信息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生态环境、健康状态乃至有组织地打击犯罪（反恐、贩毒）等新领域。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9·11”事件以来，世界面临恐怖分子的威胁。因此，情报界必须密切注意全球不安全问题的诸多方面。为适应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新情况，必须对传统的情报工作加以改革，必须加强情报研究。
1 情报研究的对象——情报的含义
“情报”作为一个日制汉字术语，是20世纪初由留日学生引入中国的。在日本较早使用“情报”一词的人是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森欧外。他在1903年翻译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书时，使用了“情报”这个词。《战争论》的第六章“战争与情报”中提到“情报是我们能掌握的有关敌人和敌国的知识的全部”。后来有人曾批评森欧外使用的“情报”一词实际上是和“谍报”（相当于军事情报，笔者注）的意思混用了。但因为森欧外是个文豪，这个词也就这样沿用下来了[2]。“情报”引入中国后最初被解释为“敌情之报告”，而非“有关敌人及其国家的知识”。《词海》（1980年版）对“情报”的解释是：“在军事上，指以侦察手段或其他方法获得的有关敌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而得到的成果，是军事行动和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亦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报道，如科学技术情报。”这一解释虽然扩大了情报的外延，但仍旧保留着军事术语这一核心。我国传统的情报学（科技情报）诞生后，把“情报”定义为“传递或交流中的（新）知识”或“使人们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一小部分知识”。这种定义主要被情报界接受，但影响范围很有限。中国情报学界曾将“Information”译为“情报”，1992年后基本上改为“信息”。
本文的“情报”对应英文的“Intelligence”，而且从情报的过程、产品和组织三个方面来解释情报[3]。就过程而言，情报作为一种手段，按照服务对象的特定需求，进行相关的信息搜集、分析，并及时报送给决策者；根据组织要求设计并采取特定的情报行动方案；经过反情报活动对这些过程与信息或情报加以保护。就产品来说，情报就是上述过程的成果，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情报分析和行动等的结果。从组织上讲，情报可被视为是执行组织情报行动方案与信息安全政策的部门。
2 情报研究的核心内容
情报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反情报、情报行动以及决策支持。
2.1 情报搜集
情报搜集是从所有可能的来源搜集情报信息（即能够提取情报的信息）。情报搜集需要跟一系列可控制的人员打交道，建立并维持信息来源渠道或情报网。情报源有公开和秘密之分。公开来源一般是容易取得，如大众媒体（报纸、广电）、专业与技术性的书刊报、因特网、非机密的政府报告、专利文献等。另外，因为要接近不公开或机密性的信息源通常是被拒绝的，故需要用秘密手段来进行，而由于保密方试图保护这些秘密信息，因此必须“突破”对方的系统来获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利用技术手段而不是现场收集情报成为最重要的情报收集手段，其政治成本低（不会因情报人员被抓获而导致政治危机）、效果好、客观性强、结果真实可靠（收集的情报不受其个人主观因素影响）。搜集情报的方法大概可分为人工情报与非人工情报。人工情报(HUMINT)是利用人力资源公开或秘密地搜集得到的情报。一般来说，间谍是秘密的情报收集者；而一些外交人员、武官、新闻记者、学者等充当公开的人工情报收集者。此外，人工情报还包括析出情报(Open Source)，即通过分析公开出版物，如报纸、杂志、新闻、科研报告、政府出版物等获得的情报。非人工情报包括：通信情报(COMINT)、电子情报(ELINT)、图像情报(IMINT)、信号情报(SIGINT)、网络情报(NETINT)等，是通过高科技手段获取的情报。英美等世界发达国家曾过分依赖高科技手段，但9·11事件后重新认识到人工情报的重要性，开始走人机互补的情报搜集之路。
2.2 情报分析
情报分析的目的是让信息增值，支持决策。情报是通过分析人员对搜集来的信息进行去伪存真、除粗取精、分析综合、归纳推理，加入平时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并加以评估和验证的智力活动的产物。除情报分析人员外，搜集人员也必须从事初步的信息分析，比较新搜集的资料与现存资料的异同和价值大小，这样才可能证明新情报是重要的且值得报送的。另外要注意的问题是：(1)情报搜集者与分析者的评论，不论是论证报告或是提供信息，都要注意其来源的可靠与准确，要特别注意信息的真伪或真度。(2)经验不够丰富的分析者，或分析者与决策者之间不能有效地互动，都会降低情报效果，导致不理想的决策。(3)不适当的报送，也可能导致不良的决策。报送的形式要考虑决策的偏好。(4)情报分析过程必须排除主观，要依赖于充分的证据并以此做出的假定；再者，情报的内容不能刻意讨好决策或政策，任何关心国家或组织政策的人，必须确定情报的引导作用，而不是情报跟着政策走。
情报分析是情报研究的重中之重。面对数据的海量、多语种、多媒体化以及更新速度快等新特点，2005年国际情报分析会议(https://analysis.mitre.org)召集来自国家安全领域、军界、学术界和竞争情报界共同探讨解决新形势下的情报分析问题。会议的目的是希望来自下列领域，如国防与国家安全（包括反恐）、政治学、经济学、信息安全与保障、科学与技术、大规模杀伤武器研究、产业分析、竞争情报等涉及情报分析的教育者、研究者、分析工具的开发者以及从业人员紧密合作，共享有关情报分析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知识，提高情报分析的水平。
2.3 反情报
2005年4月美国公布了《国家反情报战略》报告，该报告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在今后的反情报工作中采取“先发制人”的做法。报告要求美国情报机构“确定、评估、消除和利用”外国政府、恐怖组织和国际犯罪组织针对美国利益进行的情报活动，保护美国的情报收集与分析系统，防止被对手渗透与操纵。美国家反情报主管办公室主任指出，今后美情报机构在反情报方面将改变工作方法，不再像以往那样在发生严重损失时才做出反应，而是要采取更加主动的措施，打击针对美国的情报活动[4]。
情报作为一种机密信息，反情报就是保护这种特殊的信息。它一方面防内部泄漏，一方面回应外部（敌手或对手）刺探、入侵。就情报系统而言，反情报就是要保护我方系统，同时回击甚至进攻敌方系统，以抵制或削减敌方的情报活动。《孙子兵法·用间篇》把间谍分为五种类型：因间（或乡间）、内间、反问、死间和生间。其中，生间与死间都是我方派出的情报人员，他们（她们）深藏潜伏，长期作战，源源不断地获取敌方的情报；因间与内间是收买、利用敌方的人为我方刺探情报。反间就是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类似今天的双重间谍。把《用间篇》用于反情报活动中，那么反情报就是防“叛徒”——因间、内间，反“内奸”或“卧底”——打入我方内部的生间、死间。反情报还可以通过“反间”了解敌方情况，通过双重间谍散布虚假情报。
对于一般的商业组织而言，反情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找到各种可能泄露保密信息（情报）的渠道并加以堵塞。常见的泄密渠道有：(1)向政府及主管机构提交、披露的有关档案、报告；技术与营销人员的专业论文；网上发布的网志(Blog)、BBS帖子、QQ记录。(2)公司领导涉及过多细节的演讲或访谈。(3)对有图谋的外来参观人员疏忽。(4)心怀不满或易于收买的离职与在职员工。(5)管理失当的公司文件和未经加密的重要的计算机化数据。(6)媒体对于某些问题的深度跟踪报道。(7)网上间谍软件或黑客程序“引狼入室”后成了“后门”。
2.4 情报行动
有些国家的情报部门拥有逮捕的权利，以致成为国家权力的职能机构。情报行动特别是秘密行动(Covert Action)就成为情报的角色之一。但秘密行动常常破坏情报部门在国内外开展的情报工作的合法性。在对外情报行动中，一旦失手，轻则身败名裂，重则激化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沙尔曼·肯特认为，情报是情报工作所做的事情。这就是说情报部门的权力来源于信息分析而得到的情报知识，而不是来自秘密行动；情报工作行使的其他权力都在情报知识范围之内。我们认为，秘密行动作为情报行动的一种极端形式，具有“零道德”性（企图超越现有的伦理道德但并非肆无忌惮）。而秘密性是情报和情报工作的最基本特性之一。一般来说，秘密行动是通过不留痕迹的情报行动，达到影响外国政府与组织的目的。我们认为情报行动是一种依情报而动或执行情报政策的活动，是一种讲道义的行为。
2.5 决策支持
情报天生用于辅助决策。孙子曰：“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篇》）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作战的胜利，必须预先掌握敌情。要事先了解敌情，不能求神问鬼、占卜打卦，不能迷信经验，不能拿相似的事情做类比推测，必须取之于人，以获取情报。
西蒙提出的决策过程模型，把情报作为以决策者为主体的决策过程三个阶段的首要阶段，即情报搜集与加工、研究决策环境、分析和确定影响决策的因素或条件。
可见，决策离不开情报支持，决策者需要情报来辅助决策。即情报工作是为决策者搜集事实数据、分析信息，界定选择范围，并使决策者进行明智的判断。良好的情报不一定会导致明智的决策，但是没有及时准确的情报，组织政策制定与行动，不可能有效应对真实情况，势必事与愿违或被动挨打。所以，孙子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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