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情报用于决策时必须事先进行客观评估。评估除了基于所有的相关信息外，其过程必须排除主观臆测，因而要依赖于充分的事实证据以及据此做出的假定；而且情报不能刻意讨好决策者，也不能只跟着政策走。再者，情报必须在恰当的时间以适当的形式交给决策者，从而能辅助做出正确的决策。
3 情报学研究的四种取向
第一种研究取向为情报研究的历史学派。这种取向为世界历史学家采用，解决情报组织结构和决策之间关系，把情报研究看作为获取新信息的基本手段。这些学者密切关注情报收集的过程，关注单个情报源的性质和起源，关注情报在决策链中每个环节的准确使用。对于这种研究取向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彻底了解国家机器的组织结构和情报在这个机器中的地位。在英国，情报的学术研究已纳入世界历史研究领域，而且它的研究方法论偏向带有基于档案研究的特征。
第二种研究取向为政治学学派。这种取向试图建立能够解释情报过程中成败的通用模型。其特点是几乎全身心投入情报分析与决策。该取向的追随者们研究在决策过程中有效利用情报的组织障碍和认知障碍。其研究的目标是识别和分析个人的、政治的和制度上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带有情报组织的特征，且影响决策的执行情况。他们认为，成见和潜在的假定左右着分析和利用情报方式，带有情报过程政治化色彩[1]。在美国，政治学家在研究国际关系的情报中扮演了史学家的角色。
第三种研究取向的焦点是把情报的政治功能作为国家控制的一种手段。近些年，情报界所披露的档案资料为英美国家学者研究其国家安全局在1945年后的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可能。史学家们研究安全局，像英国的军情五处(MI5)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对英美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但是，很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并不认为他们是在进行情报研究；他们是利用原始情报资料来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不过，他们的研究属于广义的情报研究范围。
第一、二种研究取向很少注意在情报收集、分析和利用过程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点在第三种研究取向有所强调，我们称第三种研究取向为社会学派。
第四种研究取向是起源于工商管理的竞争情报学派。竞争情报作为一个组织理解竞争、参与竞争和赢得竞争的导航和参谋，是战略管理的兴起、市场竞争的激化和社会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工商管理领域认为情报“就是分析和解释某些工商信息所得出的知识。它包括一个有组织的系统来为企业的智能部门收集、生产和传递情报。”[5]这种研究取向最大的特点是强调从公开信息源中析出情报，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必须恪守竞争情报的职业道德，从不涉嫌商业秘密，不侵犯知识产权，与商业间谍、军事特工等泾渭分明。
4 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及学科性质
4.1 情报研究方法
基于档案的英美情报史研究都是根据全面而又可靠的档案记录进行取证，这是历史研究方法在情报研究中的应用。大凡历史研究必须以官方记录的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据。而其他资料来源，特别是口头证据和采访记录，也能作为研究的辅助资料。访谈法是情报研究的一种常用的方法。许多新闻记者写下的与情报问题相关的、具有权威性的且经过彻底调研的报道，有的可能比书面档案记录还要可靠，情报研究可以借鉴。新闻跟踪能获得个案研究好素材，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至于间谍小说(spy fiction)，虽然有的是退役情报员根据以前的经历撰写出来的，情报研究者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不能以此作为研究相关情报的证据。这种小说情节追踪法，对情报研究有一定启发作用。英美在情报研究方法方面有所不同。在英国，情报的学术研究已纳入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因而它的研究方法论偏向带有基于档案研究的特征。
另外，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情报研究必须借助于现代化的智能工具，如智能信息分析技术、数据挖掘特别是文本挖掘技术、信息（或知识）提取技术等。
4.2 情报学的学科性质
综观上述内容，我们认为情报学具有跨学科性质，是一门交叉学科，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的主体由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历史学（主要是国际关系史）、社会学、军事学、信息科学（信息网络与信息安全）、经济管理等学科领域交叉融合而成。
5 情报研究的问题与挑战
安德鲁·拉思麦尔(Andrew Rathmell)[6]指出，21世纪情报工作在研究取向和组织结构上必须作出重大改革，以适应新世纪的社会、文化和技术状况。他说，现存的基于国家的情报机构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现代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正在逐步消退。在因特网时代，资本密集型的高度城市化大规模生产已经开始让位于知识密集型的分散的全球化系统。其最终结果是威胁“细分(fragmentation)。”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用不同的思维去理解安全威胁的本质和急剧变化的方式——情报机构收集和处理这些威胁的知识的方式。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经改变了情报工作的许多方面，而等级森严的机构和烟囱式系统阻碍了信息在情报界流动，同时会导致情报失灵或情报失察。因此，情报组织结构需扁平化，信息传播网络化，更多地关注公开信息源。但有人认为，等级的划分和严密的组织结构在通信安全和反情报中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美国，尽管信息技术的进展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改革情报界的组织结构和文化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为新形势下情报研究提出了挑战。
为了应对挑战，情报研究必须走合作之路，各个情报服务组织之间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应开展合作，随着恐怖活动的猖獗，美欧及世界其他国家情报机构需要联手开展国际反恐情报工作，这也为情报研究界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6 结语
起源于科技情报工作的情报学，原本具有为决策服务的功能，但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已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所弱化。随着全球化、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变化以及我国市场经济逐步成熟，为决策服务的情报需求与日俱增；为了提高信息管理水平与服务能力，我国情报界应该回归情报学原旨，并结合已取得的成就，使情报学进入新境界。情报研究(Intelligence Studies)应该受到我国情报学界进一步关注。
【参考文献】
1 Len Scott,Peter Jackson.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2004,19(2):139-169
2 崔保国.信息社会的理论与模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2
3 汪毓玮，信息时代之情报在危机决策中之作用与面临之问题.国政研究报告，2002.[2005-06-28].http://www.npf.org.tw/PUBLICA TION/IA/091/IA-R-091-066.htm
4 左渐晓.环球时报，2005.4.1.(10)
5 陶翔，缪其浩.国家竞争情报的概念及其演变过程.图书情报工作，2005(9):13-19
6 Andrew Rathmell.Towards Postmodern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2002,17(3):8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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