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情报学的发展观，就是关于情报学发展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它不仅涉及情报学研究的方式方法问题，而且还关系到情报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命运问题。近几年来，情报学的学科发展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笔者利用维普全文数据库，对1989年到2003年有关情报学学科发展方面的文章进行了检索和统计，共检出文献172篇，情报学学科发展论文随年代变化。
自1989年至2000年，我国有关情报学发展的论文数量不多，但从2001年开始，数量有了较大增长，2002年达到最高峰。笔者在全面参考国内外关于情报学的学科发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概念，拟对我国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进行初步探讨。

    　　　　1、情报学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了科技文献数量的飞速增长，内容交叉综合，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文献载体和出版形式呈现多样化，新陈代谢加快，出现所谓的“信息爆炸”的现象。另一方面，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收集、加工、组织和利用信息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在这种背景下，情报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正式诞生。1945年，美国学者万尼瓦尔·布什（V.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著名论文“As We May Think”，被认为是情报学出现的标志。情报学作为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已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学科贡献。梁战平先生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情报学及情报工作的“七项贡献”[1]。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进程明显加快，社会经济形态逐渐由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转型。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情报学的学科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一方面，人们对信息需求的增强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使情报学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自身基础理论研究长期无重大突破的局面，也使情报学的发展面临着空前压力。20世纪80年代，在图书情报学最为发达的美国，至少有15所被美国图书馆协会（ALA）认证的图书情报学院被迫关闭。在我国，经历了“情报”改“信息”的风波后，学科专业名称也经历了图书情报学→情报学→信息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多次转变。学科名称的不固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情报学研究思想的混乱。由于没有阐明情报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情报学的基本研究领域和学科地位问题没有获得解决[2]。相关学科的扩展和蚕食，研究资源的相对缺乏，科学研究市场化导向的日趋强烈，都使情报学的学科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3]，引起了“信息科学将取代情报学”、“情报学是否存在”等激烈争论[4]，甚至出现了“不知自己学科是干什么的”的情报学“迷失”现象[5]。
    针对情报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发展途径、发展策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观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观。不同发展观在促进情报学研究深化的同时，也存在如下缺点：大多是针对情报学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提出的发展观，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忽略用户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理论提出后缺乏后续深入系统的研究，无实际指导价值等。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全局意义、能够统领整个情报学的发展观来推动整个学科的第二次革命。

    　　　　2、国内外情报学发展观简介

    　　2.1　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
    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国外一些有代表性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之中，具体包括：
    2.1.1　布鲁克斯的知识观　布鲁克斯（B.C.Brooks）是现代情报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是《情报学的基础》。他从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出发，认为情报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递和利用的科学，并预言“情报学将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就像物理学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一样”。他建立了用以表达知识与情报关系的著名方程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地图”、“知识地图”等概念。布鲁克斯的情报学发展观立足于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组织和利用，重视情报学的定量研究，提出“等级位次排序”和“对数透视规律”作为情报学定量化的途径。布鲁克斯的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哲学倾向，体现了英国唯理论派的学术传统，对未来情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性[6]。
    2.1.2　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观　米哈依诺夫（А.И.Михайлов）是情报学科学交流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是《情报学基础》和《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他将情报学研究范围局限于科学情报，理论基础是科学交流。米哈依诺夫注重于情报学的社会关系研究，认为情报学属于社会科学，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交流的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米哈依诺夫的理论逐渐显示出不适应性，但其严谨的逻辑理论体系仍对世界情报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3　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　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是通信观的提出者，代表作是《情报科学导论》。他在借鉴信息论、控制论的基础上，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通信现象和通信系统特性的科学。他将情报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认为情报学分为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两大分支。前者研究情报特征、利用、评价等问题，后者研究知识交流的技术问题。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反映了当时美国情报学界注重研究应用性问题的传统。
    2.1.4　约维茨的决策观　美国情报学家约维茨（M.C.Yovits）从决策论的角度研究了一系列情报理论问题，如情报效率、情报价值和情报量的测度等。他认为情报是“对于决策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料”，情报学研究对象是“一般化的情报系统”。决策观的主要内容是对决策过程的情报要素进行分析，包括学习、选择、预期价值、不确定性、效能的系统化和定量化[7]。约维茨的决策观以广义信息系统为依托，从广义角度分析情报流、情报量，力图使情报学成为一门精密学科。
    2.1.5　贝尔金等人的认知观　贝尔金（N.J.Belkin）是情报学认知观的主要倡导者，其著名理论为“知识非常态状态”理论，即ASK理论。认知观是情报学在吸收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形成的。1977年，德梅（M.Demey）首次提出了情报学的认知观概念。1981年，美国情报学家格里菲斯（B.C.Griffith）认为，“情报处理过程研究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情报科学就必须采用或建立一门应用认知科学[8]。布鲁克斯、萨瑞塞维克、英格沃森、德尔文、约兰德都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认知观作出了贡献。情报学认知观的基本目的是促进所需要的情报在情报生产者和用户之间传播。
    2.1.6　德本斯的系统观　德本斯（A.Ddbons）在其代表作《情报科学：一种综合观》中主张从情报系统的结构的认识来理解情报学，情报学的研究范畴是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情报系统是知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德本斯的系统观对于情报系统的分析和设计具有实用的参考价值，并且为情报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集成框架。
    2.1.7　哥夫曼理论　哥夫曼从传播角度研究情报现象，探讨传播过程动态规律，将知识传播与传染病传播看作相似现象，从而提出了社会传播传染病学理论，形成了情报学的“传播观”。
 　　2.2　国内情报学的发展观
    2.2.1　大情报观　大情报观的核心思想是要求情报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突破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与社会、经济、管理等情报有机结合，面向经济，面向社会，改善服务方式，增强服务功能。陈大辉认为，大情报学的建立将使情报学、图书馆学、目录学、档案和出版发行学作为其分支应用学科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9]。文献[10] 在分析大科学思维和大科学建构的基础上，认为“大情报学”是现代情报学的未来形态。马费成则认为大情报学观实质上是变相扩大情报学研究对象，不利于情报学学科建设[11]。大情报观突破了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严怡民认为，大情报观实际上是一种工作观念，即把情报学的实践对象限定在情报工作的范围内，情报学理论被认为仅仅是情报工作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因此难以担当建立一般情报学的重任[7]。大情报观实际上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没有给情报学带来实质性的发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的发展问题。
    2.2.2　信息管理观　情报学和信息管理的关系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论。一般认为，信息管理在研究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研究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何佳讯等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情报学与信息管理的渊源和联系，强调从情报学到信息管理是“自然升级”[12]。同时也指出，从情报学到信息管理造成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扩大，模糊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和方向。李刚等认为，以“信息管理”这门交叉学科来统帅情报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给人以“儿子管老子之感”[13]。岳剑波从信息管理链（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智能）出发，认为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中面向信息交流与管理的信息管理学一个子学科，情报学关心的是信息管理学的高层次问题——知识管理与智能管理[2]。 吴慰慈在其《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中指出，信息管理科学的发展将为情报学提供新的生长点和新的研究方法，促进情报学的加速发展；对信息管理的研究不能取代对情报学的研究，情报学将利用信息管理科学理论拓展研究领域[14]。
    2.2.3　知识观　近年来，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日益明显，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来玲认为，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具体表现在从文献单元向知识单元、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的转化[15]。李后卿对图书情报学中的知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将知识论的某一方面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尚处于探讨阶段[16]。李国秋将知识管理看作是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回归和变革[17]。肖勇认为情报学将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学科[18]。王知津等指出，由于情报本质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那么知识的激活与活化当属情报学的研究重点，对知识的有效组织、管理和利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知识化成为情报学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19]。关于知识的研究成为新世纪情报学的研究热点，印证了布鲁克斯早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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