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史都涉及到对本学科历史的分期问题，分期的目的就是要对本学科过去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进行总结性论述和评估，从而对本学科的发展方向有一个大致轮廓，并对本学科研究人员的努力方向有一种指导作用。目前，学术史分期一般以两种线索为依据，一种以社会政治发展史为主线，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以意识形态的变更作为学术史分期的依据；另一种则是以学术史为线索来确定学术史分期。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同样存在分期问题，而目前图书馆研究由于存在大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术语和概念，使得我国图书馆学史分期在受社会因素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受到本学科自身问题的困扰。如何正确划分中国图书馆学史，对于我们图书馆人清醒认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现状，明确未来研究目标都具有现实和长远的重大意义。

    　　1　关于我国图书馆学分期的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史的萌芽时期无法确定，可把20世纪20年代视为建立期，1949年后视为发展时期[1]。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史应分为4个时期：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孕育的中国图书馆学；②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③辛亥革命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时期；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2]。
    第三种观点认为清以前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时期，1949年以前为中国图书馆学创建时期，1949年以后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3]。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馆学经历了4个阶段①魏汉六朝酝酿期；②隋唐五代形成期；③宋元体系建立期；④明清体系完善期。20世纪以后为近代图书馆学[4]。
    第五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分为4个时期：①从殷代开始止于20世纪初为萌芽时期；②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为建立时期；③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为发展期；④1949年至今为逐步成熟时期[5]。
    第六种观点认为殷代到19世纪初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孕育时期，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40年代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和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中国图书馆学逐渐走向成熟时期[6]。
    第七种观点认为20世纪初至50年代以前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阶段，从50年代至70年代是中国图书馆学的成长阶段，从80年代至今为比较成熟阶段[7]。
    以上学者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以意识形态的更迭作为分期标准。这种分期标准其实是按照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选择某个历史事件作为历史时期的划分点，这样就使中国图书馆学史分期不可避免地夹杂了个人感情因素，使精神现象抽象化，很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束缚，从而落人“萌芽建立”、“发展壮大”、“成熟繁荣”三阶段进化论的俗套。一门学科的诞生、发展繁荣有它自己的规律，依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科学共同体按照统一的范式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就成为常态科学，当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发现有些事实不能被吸收进科学共同体的范式内，就形成反常，反常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发展成危机，在危机中形成新范式，开始科学革命，革命结束后，又进入新的常态科学。科学发展就是如此地循环不止。而每一次科学革命的发生，科学共同体的理论创新都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学科建设虽与它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息息相关，但这只是外在原因的影响，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这门学科领域内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共同体所进行的创新活动。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已有学者反思这种按社会政治发展史来划分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方法，主张从学术角度出发，客观确定、评估中国图书馆学史。但目前图书馆学确实存在大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术语和概念，使得众学者感到单从学术角度去探讨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有些无从下手。其实我们不妨站在理论创新的高度去观察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史，因为科学的进步在于理论创新的不断推动，一门学科如果缺少理论创新，它只能停滞不前，甚至自行消亡。如果从理论创新角度去探讨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就会发现从中国图书馆学诞生之时，有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至今。在此本人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对中国图书馆学史分期问题阐述一点粗陋看法，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2　整个中国图书馆学史其实就是模仿他人的历史

    2.1　1840-1949年前的中国图书馆学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就是模仿他国学术成果以补充自己的历史，“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展开也遵循西方图书馆学的建制化道路”[8]。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与现在我们所说的图书馆在形式、内容和性质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应始于1840年以后的西学东渐。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国封闭的国门，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入，西方图书馆学的思想也随之流入中国。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开始了第一次从思想到模式的全面模仿，甚至是抄袭西方图书馆学的高潮。从日本袭来“图书馆”名词取代“藏书楼”一词，又从西方取来“图书馆学”一词。1904年，湖南建立了中国第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1910年前后，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成立了图书馆。但在日本图书馆办馆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图书馆皆成为“东洋式之图书馆”（金敏甫语）。民国以后，欧美图书馆学思想、办馆和教育模式“遂逐渐靡布全国，与民国初年步武日本之趋势对立。自此以后，西洋式图书馆，遂亦散步于国内，且学东洋式图书馆而上之”[9]。新型图书馆建立后，我们才发现祖宗留给我们的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已不能适应现代图书馆的需要，于是在1910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将美国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介绍到中国，到1919年，沈祖荣、胡庆生合编了中国第一部分类法《仿杜威十进分类法》。随后，大批模仿西方图书分类法和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的中国式图书分类法大量出现。如洪有丰著《图书分类法》、王云五著《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刘国钧著《中国图书分类法》、杜定友著《杜氏图书分类法》，何日章、袁涌进著《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桂质柏著《分类大全》、陈天鸿著《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等。至二、三十年代，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图书馆学专著，其中以杜定友于1925年著《图书馆通论》、刘国钧于1934年著《图书馆要旨》、俞爽迷于1936年著《图书馆学通论》影响最大。但这些著作都“带有明显的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色彩”[10]。而192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一书连作者都承认该书“取材于东西名家著作十居七八，本国情形间参一二”[11]。
我国图书馆学是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诞生的，面对西方文化的进入，国人几乎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在西方图书馆学巨大冲击下，中国图书馆人对西方图书馆学的模仿有一种慌不择路的感觉。但此时在中国也不乏对中国图书馆学“全盘西化”倾向保持清醒头脑的人士。1921年，杜定友提出中国应培养切合中国实际的图书馆学家；1925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口号，并就“中国的图书馆学”如何经由具体的学术研究加以体现，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1926年，刘国钧则呼吁“形成一种合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12]。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是不会给西方图书馆学的中国化提供实验的时间和空间的。所以这些学者的想法是没有机会形成理论的，更不能指导中国图书馆的实践。但不可否认，中国图书馆学毕竟诞生了。
    2.2　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
    1949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西方列强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全面封锁，中国不得不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于是苏联图书馆学成了唯一可模仿的对象。中国图书馆界出现明明不切合中国图书馆具体情况却生搬硬套苏联图书馆学的现象，表现出明显的盲目性，5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完全成了苏联图书馆学的“复制品”。而到了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重归闭关锁国状态。这样中国图书馆学唯一可模仿的对象也失去了，这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无异于雪上加霜。但即便如此，中国图书馆学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值得一提的就是“矛盾论”在这一时期产生，对中国图书馆学界是一个鼓舞。1962年，黄宗忠先生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藏与用之矛盾”的学说。该学说第一次站在哲学的高度审视图书馆发展规律，应该说是一次了不起的理论创新，具有一定的深远意义。但当时封闭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者的学术视野。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观察此学说，不难发现，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已使图书馆“藏”的意义逐渐淡化，“用”的功能显著加强。更何况，“‘藏与用’的矛盾，并非图书馆所特有，其‘特有的矛盾’至今尚未找到”[13]。黄宗忠先生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学说的缺陷，也不再坚持自己的学说了。这种敢于否定自己学说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但对于中国图书馆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挫折，它表明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创新之路并不平坦，还需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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