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烈。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便是这些学说仍然是在西方学者搭建的思想平台上的再创造，如“文献交流说”有前苏联米哈依洛夫“交流系统论”的痕迹；“知识论”则是英国布鲁克斯“知识基础论”的转化；“知识交流说”是在美国谢拉“交流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让人感觉中国图书馆人就如孙悟空，怎么翻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这一时期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大大拓展了中国图书馆人的视野，给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却也助长了中国图书馆人对西方图书馆学的趋之若骛，这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中国学者大胆理论创新的信心，并由此可能生出一种民族自卑和虚无主义心态，将西方图书馆学视为绝对真理。当我们用现成的西方图书馆学来指导中国图书馆事业，解释中国图书馆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就越来越狭隘，与图书馆事业的实际发展需要的矛盾日益突出，呈现出“头重脚轻”的局面。
3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仍然处于萌芽状态
我们往往把学术繁荣片面地理解为图书馆、从业人员、技术手段以及学术论文和专著数量的逐年增长，如果仅从数量上来观察中国图书馆学，确能用三阶段进化论来套中国图书馆学的百年历史，但数量的增长往往是表面现象，通过现象揭示本质才是科学之道。而我国图书馆人往往忽视这一简单道理，为这表面的繁荣沾沾自喜。其实中国图书馆学在经历了百年历程后，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外国图书馆学的理论思想仍然垄断着中国图书馆的解释权。而这种现象在我国加入WTO后，在与国际接轨的借口下，在我们图书馆人眼里又变得顺理成章了。中国图书馆人在探讨中国图书馆遇到的问题和疑惑时，都自觉不自觉地旁征侧引阮冈纳赞、谢拉等国外图书馆学家的经典言语，似乎只有这些大师的言语才具有说服力。这不能不让我们自问，我国图书馆人的思想是什么呢？我们图书馆人能为世界奉献什么呢？没有自己的思想，便不会独立思考；不会独立思考，便缺少了批判精神；缺少批判精神，也就丧失了怀疑能力；丧失了怀疑能力，当然就不可能创新理论，我们的图书馆事业也只能依赖别人的理论生存。长期地模仿他人的研究成果，忽视本国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导致我们在诸如“图书馆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等大量关键的基础问题上争论不休，特别是关于“图书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争论上，虽然我们认为它不太规范，但历经百年，我们仍不能找到一个准确恰当的名称取代它，一门学科历经百年，其学科名称还存在争议，图书馆学如何谈得上发展和繁荣呢？这也难怪有相当学者认为图书馆学还是“经验科学”和“前科学”了。所以本人认为中国图书馆学仍处于萌芽状态。得出这样的结论，连本人都感到沮丧，毕竟图书馆学在中国已存在百年。但一门学科的发展繁荣不是按照人类事先制定好的时间表发展的。一个国家的一门学科处于萌芽状态之时，主要特征便是模仿先进国家的理论思想，这是学科建设由萌芽走向繁荣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也是走向理论创新的前奏，关键是这种模仿不是生吞活剥，生搬硬套，而是消化吸收，批判借鉴。在此基础上密切结合中国图书馆的具体情况，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图书馆学，这才是我们目前模仿他国先进图书馆学理论思想的初衷和根本目标。如果我们只顾引进他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而忽视创新中国图书馆学理论，我们的图书馆事业将永远无法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地位。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就是最好的明证。
4 21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将迎来质的飞跃
21世纪将是中国图书馆事业迎来大发展的世纪。这首先是因为创新活动已引起全民族的高度重视，中国图书馆人对理论创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已经有了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其次，目前我国图书馆理论研究现状与图书馆事业的具体实践以及读者对信息知识的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中国图书馆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图书馆学如果仅靠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思想牵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道路只能是越走越窄。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迫使图书馆人只有更新观念，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引导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其三，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有力地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普及，大大开阔图书馆人的视野，为拓展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和发展空间、促进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奠定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和技术条件。
综合各种影响中国图书馆学现状及发展的因素，我们每一个图书馆人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图书馆学的未来抱定充分信心，中国图书馆学迎来真正发展繁荣的时期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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