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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与社会运动中的《水浒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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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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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从第七回起叙述了好汉林冲被迫上梁山的过程，通过这个故事读者把同情心都交给了林冲，并从内心赞同他这个选择。“逼上梁山”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给了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受到不公正待遇、又得不到伸张的人们以勇气。 “上梁山”与“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
F，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这是智取生辰纲之前晁盖对吴用说的话，指他们即将劫取的“生辰纲”。劫取财货者代代有之，可是在《水浒传》之前没有如此理直气壮为这种掠取作辩护的。这个道理在“水浒”的语境很容易被读者接受，蔡京、梁中书都是臭名昭著的坏蛋，他们的钱财也多是搜刮老百姓来的。但是自《水浒传》以后，这个道理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并且成为游民劫掠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实际上，尽管在它产生的具体的语境上有几分合理性，但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劫富济贫”只是游民的反社会活动中寻求社会下层民众普遍支持一种手段。
G，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
这段话是吴用邀请阮氏三兄弟参加劫取生辰纲时，阮小五对吴用说的赞美梁山好汉的话。这也表明了下层社会的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如果再稍全面一点的话，加上前面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这可能就是他们全部的精神与物质追求了。下层社会中的老实者，但求一饱也就可以了，而那些“豪杰”之士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食肉饮酒就是他们对生活最大向往。从物质层面来说，实际上“`酒、肉”本身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成瓮”“大块”的吃法就不是那些文质彬彬文人士大夫和循规蹈矩的人们所敢问津的，它带有尚武之风、带有一股豪气、或者说蛮气、这正是那些敢于与主流社会抗争人们的色彩。这样它的刺激不仅在于饥饿者的肠胃，而且更在于那些畏葸退缩者的肝胆，鼓励那些缺少衣食的游民去挑战现实秩序，武装抗争，实现自己的追求。
清末的梁启超有一段话说的很好：
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源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团者起，沦陷京国，启招外戎，曰：惟小说之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这段话说的主要就是《水浒传》。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这些下层民众组织的内部文献，就可以发现他们从理想到组织、从观念到语言几乎都是借鉴《水浒传》的。
H，其它
其它还有上面说到过的“忠义”“替天行道”“招安”。这些与上面说的“好汉”“义气”“聚义”“上梁山”“逼上梁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等构成了游民与武装抗争者的话语系统。这里包括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与评价、他们之间联合与合作道德原则、他们结合在一起对抗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对待统治者的镇压的方法等等。这些话语既是他们对抗主流社会时的心理支撑，也是他们应付社会现实的手段。上面所引的明末左懋第“题本”还说《水浒传》一书：
“有强力而思不逞”的人们也被《水浒传》解除了精神束缚，使他们意识到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反一下也没有什麽了不起（梁山好汉不是已经这样做了吗？最后他们还都成为了官员），从而大胆地走上造反的道路。两种影响中对心理的影响是更为重要的。
晚清的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胡林翼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转因自《水浒传资料汇编》）。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主流社会的人们对那些铤而走险的抗争者产生几分理解。他们认识到这些造反者并非是不可理喻的人物。明末郑敷教的笔记中记载了他在黄河中遇盗的情况，群盗必欲杀之，但未得到首领的批准，终被释放，他在笔记中感慨的写道“余深感宋公明仁人大度也”（转引自《水浒传资料汇编》）。这也是通过这一套话语系统实现的。
话语不仅形成物质力量，影响着此后的社会运动，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思想，《水浒传》的独特话语表达的是敢于通过武装力量争取自己利益游民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应该在思想史有它的一席之地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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