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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学“合观”的方法及其现代价值

时间:2009-8-8 16:47:18  来源:不详
下节去“殷勤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而忽转二语云:“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轻薄之言,了无馀味。此汉唐诗品之分。这个“合观”的例子更是褒贬分明。至于顾况《弃妇词》的最后六句是否就如沈德潜所批评的那么差,其实前人看法也有分歧;而“唐诗品”与“汉诗品”相比究竟如何,仅凭这两篇作品恐也未必见出分晓,但他毕竟在比较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从上述可见,“合观”的好处,主要是可以在开阔的审美视域中整合文本资源,在努力开掘每一个文本资源所拥有的文化、艺术蕴蓄的基础上,通过揭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其释放出更加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审美的信息,从而在文学鉴赏中获得“l+1>2”的良好效果。即如上引范唏文之评品王昌龄、岑参诗,若分别看,愤世之意固然不难看出;但二诗“合观”,则更见读书、习武并非关键所在,总归是世路艰难。如果我们再拿岑参的《北庭贻宗学士道别》来“合观”,就更有意思了。诗曰:“万事不可料,叹君在军中。读书破万卷,何事来从戎?……”不是说后悔因“读书”而没有“学弯弓”吗?怎么这里又不主张“读书”后“来从戎”了呢?其实岑参恰是在这种与《行军二首》(其二)看似矛盾的心理的表述中强化了愤世的意味,而这种意味就必须通过两首诗“合观”才能充分感受得到。

  至于“合观”对评论家的要求则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知识丰富而且富于联想。王应奎《柳南续笔》云:“杜少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叹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香山《新制布裘》诗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孟贞曜《咏蚊》诗云:‘愿为天下幮,一夜使景清。’三诗为题各异,而命意则同,盖皆仁人之言也。”不言而喻,假如评论家对上面所涉及的有关作家作品孤陋寡闻,知识贫乏,就难以进行这样的“合观”;同样,假如评论家缺乏灵活自觉的联想力,也就无法像这样由此及彼、连类而及地“合观”。二是要视角独特而且见解卓异。例如,同是品题杜甫、白居易及其作品,黄彻就又与王应奎及其他人见解不同。一方面,他不支持王应奎对杜、白二人及其具体作品不加轩轾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也反对有人抬高杜甫而贬低白居易的做法。他在《巩溪诗话》中说:“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从诗人所处生活境况及其与此相联系的特定创作心理的角度进行比较论析,认为白居易于“饱暖”“安乐”之中而不忘“悯人饥寒”,更不容易,更值得推崇,堪为独立思考以出奇制胜的典范。 
   
  三 
   
  这里还必须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在古代“合观”的方法其实不只用于诗歌的评论和品鉴,还可以在诗与其他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之间广泛地运用。例如: 

  李华《吊古战场文》:“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云,将信将疑。悁悁心目,寝寐见之。”陈陶则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盖工于前也。(《临汉隐居诗话》) 

  杜牧赋《阿房》,快在说尽,此(按指曹邺《始皇陵下作》)又快在不说尽。(《唐诗归折衷》) 

  词有与古诗同妙者:“问甚时同赋,三十六陂秋色?”(按此姜夔《惜红衣》句)即霸岸(王粲《七哀诗》)之兴也。“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即勅勒之歌也。(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惟尤西堂《读离骚》不然,不屑屑模文范义,通其意而肆言之,陆离班驳,不可名状。至云:“便百千年难打破闷乾坤,只两三行怎吊尽愁天下!”发千古不平于嬉笑怒骂中,悲壮淋漓,包以大气,与《怀沙》立意不同,然固异曲同工也(梁廷耕《曲话》卷三)。

  分别用在了诗与散文、诗与辞赋、诗与词曲之间。二是“合观”的方法又并非只是古代人使用,现当代的诗歌论者也时常采用此法来评品古代诗歌。在著名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闻一多就是拿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及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与梁陈以来充满了“病态的无耻”的宫体诗(艳情诗)整体进行“合观”,揭示了唐诗健康发展的转机和方向,高度评价卢、骆等人的作品第一次“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吟咏出了“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令人“心花怒放”。而朱自清之笺释古诗《青青河畔草》,亦曾从《诗经》中拈出《伯兮》来加以“合观(对看)”,因而发现“两诗的作意只是怨。不过《伯兮》篇的怨浑含些,本诗(按指《青青河畔草》)的怨刻露些罢了”。并顺势批评那些从庸俗封建伦理观念出发指责《青青河畔草》是“卖弄,淫,放滥无耻”的人们所发的“未免是捕风捉影的苛论”。

  上述两种情况启示我们,“合观”作为中国本土原创性的诗学概念和论诗方法,在古典文论价值重建的过程中是不应被忽略的。特别是其中突出的“比较”的因素,更具有现代诗学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古典诗学中“合观”的方法,本源于先民系统型整体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把事物看成是彼此孤立的存在;相反,它坚持认为世间的许多事物是密切关联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诗评家们习惯于由此及彼地将一个作品与其他相关的作品放在一起“合观”,以便更加有效地揭示作品的联系及其异同。而运用“合观(比较)”的方法进行诗歌的品鉴,在中国可谓由来久矣。《孟子·告子章句下》:“《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凯风》是《诗经·邶风》中的一篇,写儿子们不因母亲有小过而抱怨,反而自责受母养育之恩却不能使其得到安慰。《小弁》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是被父亲驱逐的人抒发哀怨的诗。孟子认为,亲有小过而激起自己的怨愤,是不孝;亲有大过而竟不加抱怨,表明与父母越发疏远,亦不孝。而《凯风》《小弁》写的却是亲有小过而不怨和亲有大过而怨,因此都是“孝”的体现。这是较早运用“合观”方法评品诗歌的例子,但其着眼点主要在于诗歌的伦理内容。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近而见义远。(按班固《离骚序》、刘勰《文心雕龙·辨骚》都认为此话出于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将《离骚》与《国风》《小雅》放在一起加以观照、比较,指出《离骚》能兼容《国风》《小雅》之长,追求言简意丰、言近旨远的艺术境界。这是较早运用“合观”方法对作品的艺术风格及特色进行评品的例子,而且这种拿一篇具体作品与包括160首诗在内的《国风》或包括74首诗在内的《小雅》整体进行“合观”的做法,一直为后代诗学家所效仿(如《唐贤三昧集笺注》评元结《贼退示官吏》云:“真朴侧怛,如读‘变风’、‘小雅”’),至葛洪《抱朴子·外篇·钧世》: 

  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虽然其目的是反对时人“尊古卑今”的陈腐观念,论证古不如今、今胜于古的观点,但葛洪“合观”具体诗歌作品并借以揭示其不同艺术风貌、评判其不同艺术价值的做法,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而于宋元明清时期更为诗学家所普遍采用。直到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术的大量涌入,中西文化与文学的比较研究蔚成风气。例如林纾曾将《红楼梦》《水浒传》分别与狄更斯《老古玩店》和《大卫·科波菲尔》比较,指出《红楼梦》“雅多俗寡”,未能“专为下等社会写照”,《水浒传》后半部结构不够谨严,“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的缺点[2](P252)。在诗学方面,梁启超认为杜甫《北征》、韩愈《南山》诸作虽被宋人誉为“与日月争光”,但不如《荷马史诗》“气魄夺人”。由此,林纾、梁启超(还有黄遵宪、王国维、鲁迅等)成为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 

  由此可见,中国人之接受西方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并非是盲目“追捧”,乃在于其文化心理结构的预设和期许,正所谓“有容乃大”——这正是中国古典诗学“合观”概念和方法的现代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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