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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论古代文化观念中武侠性格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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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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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虎跃等，好像当时剑客都必须有一身轻功。论剑术，唐代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兰陵老人》中的老人，手持七口长短剑，舞于庭中。只见七剑在空中上下翻飞，有如电光。然后老人举手一抛，七口剑飞了起来，同时插入地下，状如北斗七星，有点近似杂技表演的性质。“许寂”条，又云许寂在四明山遇到一对年轻夫妇，共同饮酒之中，那男子拍板高歌，歌词唱的都是剑术之道。之后，从衣袖之中取出两物一拉开，展而喝之，两口剑跃起，在许寂头上盘旋交击，显然这剑术属于法术了。裴铏《传奇》中聂隐娘向尼姑某学习剑术，一年后，刺猿猱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使剑刺鹰隼无不中。详细介绍了练习剑术的步骤。
值得注意的，唐代武侠小说人物并不仅限于汉民族，亦有来自其它民族，唐传奇《昆仑奴》名叫磨勒的奴隶聪敏有智慧，为了成全崔生与一品勋臣家歌姬的姻缘，夜三更负崔生逾十重垣而与姬相会，后又负崔生与姬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守御毫无知觉。二年后，一品家人发现了姬藏所，知一切为磨勒所为，命甲士围崔生院，捉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去向。”很明显，从事佣仆贱役的磨勒，虽匿身于市井之中，一旦遇到不平和急难之事，就立即出手为人解纷，在精神气质上与古游侠极为接近。
唐代武侠小说的刺客、游侠、豪侠的性格相互渗透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间界限越来越模糊。如刺客或报恩或受雇于人而刺杀被打击的对象，其行为是无是非无个人思想可言的。然而，如李肇《国史补》记述的无名侠，以及《原化记·义侠》中的剑客，弄清了事实真相后，却放走了贤者，反而掉转剑头杀了雇主，刺客变成惩恶扬善的义侠。女侠聂隐娘、红线依附权门，听从方镇之命，这本来是汉魏豪侠所为，而他们的报知己之恩，解主人忧而行侠的动机，则有点象刺客的行径，两人功成都不受赏，聂隐娘遁迹尘中，红线浪迹天下，还不失古游侠们的精神。再查宋李肇《太平广记》卷一九三～一九五专立“豪侠”门，所录唐人诸侠，除红线、聂隐娘之外，尚有杀不情不义的情妇，敢于舍命救冤的冯燕；为国贼守信义，甘愿受刑贬的侯彝；雄心勃勃，为了他人的爱情而仗义行侠，杀了“天下负心者”的虬髯客；因友人失其爱妓便不分好坏斩杀妓女及其父母的荆十三娘；路见不平，便拔剑相助的宣慈寺门子；乃至盗走文宗皇帝玉枕的田膨郎等等，统统归入豪侠门下。可见当时豪侠概念的外延比较宽泛，内涵侧重在“豪”的方面，至于他们属于哪一类侠，侠的性质与含量，并不十分考究，故列身其间的身份、品性都极为驳杂。当时由上层流向绿林，或走出绿林投向上层豪强集团的身份意识，也远不如后代人那么清晰，可正因为中晚唐小说家开始注重小说的人物及性格情趣，因此才产生世俗化了的带有点近代武侠色彩的多种形态的侠客群像，盖为后世武侠小说家塑造形象时所本，就连超现实的法术、神奇的绝技、对超凡意境的追求、灵动飞逸的叙述模式，也为后代的侠义小说创作提供了参照，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情趣。
四、宋明侠的世俗化
宋明文言小说写侠的，从数量上看，并不少于唐代，可读的如吴淑《江淮异人录》中的《聂师道》、《李胜》、《张训妻》、《洪州书生》；孙光宪《北梦琐言》的《京十三娘》、《许寂》、《丁秀才》；刘斧《青琐高议》的《任愿》（此篇与《剑侠传》所收文词有出入）；罗大经《鹤林玉露》的《秀州刺客》；洪迈《夷坚志》的《侠妇人》、《花月新闻》；陆游《南唐书》卷四十七《潘展》；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的《百万州遇刺客》；何薳《春渚纪闻》的《乖崖剑术》；无名氏《北裔记异》的《虬须叟》；周密《齐东野语》的《严蕊》等。上述多篇，在名为唐段成式编，实为明王士祯撰的《剑侠传》中已收录。
宋明侠义小说多模仿唐人，但无唐人小说的神韵，远不如唐小说有魅力。不过，其间亦有别具特色的，如明宋懋澄《九龠集》卷十《侠客》篇中，某士人得黔中别驾，携家迄江干身死，其妻向暮哭于舟，王十三问其故，谓别驾妻：“我当代而夫作官”，并誓言无它意，遂至黔中上任，居官三年，“上下咸指为神明”。后被同乡认出，回衙署便口称风眩，急令内外称官病笃，告士人妻：“事败矣，不去，祸将及”。将积蓄的二千金悉付士人妻，并让士人妻借棺木运回故里为由脱身，而王十三也在夜中离去。有趣的是，被宋懋澄称之为“侠客”的王十三，不是以武功行侠，而是冒名去作官，并且很有政绩。同士子之妻女“三年未尝一面，二女依然处子”，离去时又将所有钱财交给士人妻，既不爱财也不贪色，的确是一位侠义之士，在写侠客诸篇中，可以说别出心裁，这无疑透露出知识分子对古侠风的崇仰。
但是，真正让读者耳目一新的，则是宋明以还的白话小说中的侠客们。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说：“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所谓通俗不只是文体语言的谐于里耳，重要的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使侠客这一传统文化形象契合于新兴市民的审美趣味。故宋明武侠人物的行侠场所主要是在平民社会中，侠义行为的性质带有世俗性，在一般情况下也遵守公共关系的准则，承认官府的权威，原始野性有所减弱。同时江湖义气在侠的观念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是宋代乃至明清不同于前代侠的最根本性的差异。
宋明侠的世俗化，是由于宋明时期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的发达，推动了民间武术团体的出现。开始是作为抵抗异族入侵、维护地方治安的团体，之后则发展为习武健身的社团，于是形成了中国大众社会特有的武林阶层。与此同时，由于两宋社会的矛盾与腐败，民不聊生，平民铤而走险，亡命江湖。异族入侵，宋廷南迁，湖泊山林便成为义军与诸类盗匪的活动据点，各种形式的山寨林立，又构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另一种阶层绿林。
武林和绿林都有自己信守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规范。武林宣扬并信守的武德，即侠义，包括轻生重交、趋人之急、不伐其德、以功见言信等品格；侠节、民族的气节、个人的尊严、荣誉、视师如父的伦理观念联结凝聚着他们的群体。在绿林（响马、刺客、保镖）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气，连同歃血为盟、文身、诨号等外在特征则更加显豁。最能体现当时侠德、江湖习气的，莫过于《水浒传》。
从侠义小说角度看，无论是侠道德和准则，也无论是类似血缘家庭关系的结拜形式，类亲属结构，含有政治性质的秘密结社，侠们的走向等等，《水浒传》都最充分表现了那个时代侠的形态和水准。水浒好汉们，或如鲁智深扶危济困，反抗强暴；或如武松、林冲勇于复仇，雪恨洗冤；或如宋江为友犯禁，舍弃功名利禄。他们见良善受欺就奋起除奸惩恶；怜贫弱受难，就慷慨相助，一掷千金。为铲除不平，勇于自我牺牲，不图回报。显然各类英雄侠士，为了实现侠义侠节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不可动摇的实践着，把古代的侠义推向巅峰，人物形象辉映着理想主义色彩。《水浒传》采用了说书的体制，历史小说的框架，将英雄传奇、朴刀杆棒与话本小说的小说类的笔法结合起来，既有真实朴素、生活化的情景，又有惊人的细节描写；人物性格既是生活化的个性，又有超凡的气象。大起大落的生活道路，突然转折的命运，激烈的打斗、夸饰的形体动作，都带有传奇色彩。文体上，将侠义与公案捏合一体，因为侠以武犯禁必涉官司，问题是犯了禁的侠怎样对待官府。古游侠平冤除恶，挥剑而去，并不考虑行动是否合法与违法，但此时的侠，如武松手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之后主动向县府自首，晁盖等劫取生辰纲，宋江认为“犯了弥天大罪”。上梁山之前，许多义士曾在官府任职，深知法度，侠们法的意识逐渐增强，野性却减弱。而这也埋下了走向招安道路的种子。
以义为纽带，由以武犯禁的独行侠，组合成仿亲属结构的军事组织，其行侠的宗旨也由君子独行其德的私义升华到替天行道的公义，在这一点上《水浒传》的侠客超越了他们的前辈。然而，侠一旦接受了招安，迈出社会离轨者群体活动的江湖世界，侠义之义为对朝廷的忠心制衡，就不再是前期那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汉，而成为朝廷消灭其他集团的工具，这就走上了一条悲剧道路。
五、清代侠的官化
从明中叶以后至清，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系统中的侠义小说题材之广泛，形态类型之多样，都已超越前代，并定型化，形成较成熟的系列。神仙志怪与侠义结合的《济公传》、《绿野仙踪》；儿女侠情小说《好俅传》、《绿牡丹全传》、《儿女英雄传》（《金石缘》）；侠盗小说如《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荡寇志》、《绿牡丹全传》（《宏碧缘》）；侠义与公案结合的，如《施公案》、《三侠五义》。而《三侠五义》最能表现此时期侠客的观念。
毫无疑问，《三侠五义》中侠客行侠的动机，没有脱离传统古侠的侠客之义，这是当时武侠阶层“任侠意识”的核心。第十三回作者说“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白玉堂、展昭夜盗苗秀的不义之财，周济周老；欧阳春独闯马强的霸王庄，解救倪继祖；小侠艾虎挺身帮助渔户打退歹徒，无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行动。
清代文化观念中的侠依旧是真诚道德的崇拜者，不能掺杂虚假的个人功利目的，仗义行侠勿须对方回报，更不能用“侠客之义”的某些行为做为笼络人心、博取名声的手段，欧阳春说：“凡你我侠义作事，不要声张，总要机密。能够隐讳，宁可不露本来面目，只要剪恶除强，扶危济困就是了，又何必谆谆叫人知道呢？”他们又特别重视个人尊严和武林荣誉，为了维护尊严与荣誉，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展昭被封为“御猫”，白玉堂要到东京找展昭比武，就是因为“只是有御猫，便不觉五鼠减色”，所以纵然“罪犯天条，斧钺加身，也不枉白玉堂虚生一世”，看来侠的义气中是包含个人的人格绝对不容侮辱损伤的成分。
不过，清代的侠客与前代又有所不同，较之《水浒传》的英雄们逼上梁山又下山作了朝廷的御林军，最后又不被朝廷所容的悲剧结局，《三侠五义》的侠们自觉充当皇家卫士，自觉维护王朝法制，从而封官进爵，结尾自然是喜剧的。
如果说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强调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报恩精神，到唐传奇的《聂隐娘》、《红线》蜕变为报主子之恩，《三侠五义》、《施公案》则是报某清官的知遇之恩，实际是报效朝廷，对这一点，侠客们有明确的陈述。丁兆蕙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智化也说：“试问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弃正道，愿归邪党的道理？”于是就连“钻天鼠”、“翻江鼠”的“钻天”、“翻江”的绰号有犯于圣忌，也只好改为“盘桅鼠”、“混江鼠”，可见在清人的眼中，侠客豪杰与绿林人物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绿林草莽“不知法纪”、“不顾国家法纪”，未能象展昭那样成为朝廷的“御猫”，《三侠五义》的侠们已是官化的侠了。
由独行侠而为皇家卫士，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非是侠纯粹个人行为的结果。问题是如何既让游侠纳入政治系统中，为皇家效力，又体面地保持游侠的基本特质，小说家制造了侠与朝廷两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前提：一则最高统治者天子必须是明主，总领侠客的是永远代表着正义的清官；二则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权奸及其党羽；或打家劫舍、残害百姓的绿林山贼、地方强梁，打击的目标同王朝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既不招致以武犯禁之嫌，又可名正言顺的行侠仗义。如《三侠五义》中的仁宗、包拯、颜查散等，或为开明君主，或是能明是非、惩奸扬善的清官，对侠客们更是怀着“渴想之诚”。白玉堂大闹开封府寄柬留刀，“相爷毫不介意”；接着又潜入皇宫禁院，杀命题诗，罪犯天条，而仁宗却以为“非有出奇本领之人，再也不能题诗；郭安之死，非有出奇本领之人，再也不能杀死。”并令包公“务要得此人拿住，朕要亲览”，而“圣上屡问五义者，并非有意加罪，却是求贤若渴之意。”有开明君主纳贤招士，又有著名清官包公的感召、维护、提携，并向皇帝推荐，这就难怪侠客们会欣欣然走进官府做佩刀卫士，为朝廷卖命了。可以说“共效朝廷”就是那个时代侠客们行侠的原则。《圣朝鼎盛万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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