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的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这是武侠小说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有“先秦说”、“两汉说”、“六朝说”、“唐代说”等多种观点。本文一一论析了这些看法，并在提出衡定武侠小说四条标准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发端可定为东汉末年，最早的武侠小说是《燕丹子》，并且申述了具体的理由，同时对《燕丹子》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它的思想、艺术、对后世小说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阐述。
【关键词】 武侠小说/发端/东汉末年/燕丹子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目前，走近这道风景线观光的游人越来越多，神州大地刮起的一股“武侠小说热”，正方兴未艾，势头很猛。
汗牛充栋般的各种武侠小说集，正在日夜狂轰滥炸，挤兑着人们的眼球，数以万计的武侠电影、电视剧和它们的碟片、光盘等，正和“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一起，走进人们的业余生活；稚气未脱的“武侠迷”们也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地摊和网吧中，经常乐而忘返；以武侠小说名家命名的武侠“茶馆”已经开张，“有限责任公司”也已挂牌西子湖畔，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的不在少数……。
这股“武侠小说热”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二十个年头。由于媒体、出版家和企业家的推波助澜，近来还看不出有走向衰落的迹象。相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它又高擎市场经济的大旗，正大步迈进在产业化的新征程中。
回顾武侠小说近二十年走过的学术之路，我们还是颇感欣慰的。尤其是对古代游侠和新派武侠小说名家（包括传记和作品）的研究，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也不可否认，从总体上说，我们对武侠小说的研究，还显得过于薄弱。特别是对一些读者甚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似乎还注意得很不够。本文拟对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问题，也即“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的学术命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
中国武侠小说究竟发端于何时？对此问题的回答，目前的学界大约有四种观点。
（一）先秦说。
其首倡者是美国学者刘若愚先生，他在《中国之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一书中说：“把历史上的游侠写进小说，最早大概要数《燕丹子》，有人认为这部小说是公元前三世纪的真品，由太子丹的门客编写。”持此观点的还有罗青先生。他认为《庄子·说剑》是“涉及武侠的长篇作品”，“最接近现代小说规模。”
（二）两汉说。
持此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王海林先生，他在《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一书中认为，汉代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事迹”和《吴越春秋》中的“越女试剑”（有人又把它定名为《老人化猿》）的故事，己足“可以视为武侠小说。”
（三）六朝说。
持此观点的是海外学者崔奉源先生。他在《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一书中说，中国小说“始于魏晋志怪”，而它们当中其实已有“很标准的侠义小说。”
（四）唐代说。
持此观点的是我国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他在《中国武侠小说总论》一书中说：“从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起，武侠小说即开始萌芽。”
以上四种说法，皆转引自徐斯年的《侠的踪迹》一书。学者们各持己见，聚说纷纭，迄今尚未达成共识。其重要原因是缺乏对武侠小说作品判定标准的把握。我认为，明确这一点，是极有意义的。我们如果对武侠小说作品的标准还不明了，又如何能判定其发端呢？
我以为，要判定某篇作品是武侠小说，起码要符合以下四条基本标准。
（一）武。作品中要有兵器，尤其是早期的武侠小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人物行动的道具。离开了它，我们很难把它称为武侠小说，也不容易把它和其它样式的文学作品区别开来。
（二）侠。作品中要有武侠人物。所谓武侠人物，是指小说中的人物应具有“扶弱抑强，见义勇为”等基本的侠义精神，他们属于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系士林的性情中人。
（三）小说。作品中要有故事、有情节，符合叙事文学的基本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和历史著作相区别，在创造人物、描写环境和叙述故事发展时，应有某种程度的艺术虚构，不能完全照搬真实的历史。
（四）独立成篇。既然称为武侠小说，应是独立的文学作品。那些依附在历史著作中的，或者是诸子著作中作为作者说理而列举的比喻、寓言和人物故事等，是很难称得上是“武侠小说”的。
诚然，判定武侠小说是否成立的标准还有很多，但这四条，无疑是最基本的。离开了它，我们在汗牛充栋的古代文学之海中就会迷航。
下面，我们试把学者们论述武侠小说发端的四种观点简单地剖析一下。
先说“先秦说”。
刘若愚先生提到的《燕丹子》小说，我们将会在后面作详细说明。此处暂不赘述。不过，说“这部小说是公元前三世纪的真品”，恐怕是猜测之辞。据笔者的意见，此小说大约撰成于东汉末年。作品旧题是燕太子丹撰，显然是作者的假托。翻检历史文献，其最早的著录见于《隋书·经籍志》：“燕丹子一卷”。而《汉书·艺文志》未录。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它在班固的时代尚未成书。东汉时，王充的《论衡·感虚篇》和应劭的《风俗通义·正失篇》都有太子丹受质于秦，后逃归燕国的怪诞记载，与今天我们所见的文本文字有较大不同，可见，此时这部小说尚未定形；而西晋之张华的《博物志》中的文字，除个别字句外，却与今本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小说《燕丹子》的写定，乃在魏晋以前，或者说是东汉末年。今存《燕丹子》三卷，乃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其内容与一卷本全同。刘若愚先生的“先秦说”，其主要的缺陷恐怕在于对《燕丹子》成书时代的误判。
至于罗青先生提及的《庄子·说剑》，看来要认定它是一篇武侠小说作品，存在着许多困难。
《说剑》的作者不是庄子，而是他的门人或是崇拜者。文中多次直呼其名曰“庄子”，就是例证。它成于何时，还应探究。
更重要的是，《说剑》不是一篇独立的文学作品，其体裁被作者冠以“杂篇”，而从具体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它和《庄子》中的其它作品一样，是一则说理文或曰论说文。叙写庄子受太子之命，前往赵王府劝说赵文王停止门人间的斗剑。庄子在执行劝剑的使命时，为了加强说服力，提到了“剑道”，并以剑作比喻，力图达到目的。所以，说《说剑》是一篇武侠小说，甚至认为它是“涉及武侠的长篇作品”等，显然缺乏充足的理论依据。
不过，从武侠小说史的发展来看，《说剑》在说理作比的过程中留下的若干有关游侠之“剑”、“武”等的珍贵资料，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说剑》展现了王公贵族“养游侠私剑之属”的真实情形。其文开头就说：“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之。”正是在这种危难时刻，太子要庄子前去劝剑。庄子既至，“王乃校剑士七日，死伤者六十余人。”最后，赵文王接受了庄子的劝说，“不出宫三月，剑士皆服毙其处也”。[1]唐代陆德明之《经典释文》于此引述司马彪的话说：“忿不见礼，皆自杀也。”上引的这节文字中，一方面以赵文王“喜剑”为例，说明当时养“私剑”的真相。他有“剑士”和门客三千余人，天天练武，不惜草菅人命，造成了“国衰”的严重后果。当时游侠之盛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剑士”们暴勇好斗的性格特征。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任侠”，而只要是为了博取主子的欢心，牺牲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第二，《说剑》强调了“剑”和“剑术”在武侠中的重要性。文章写到庄子佩宝剑，穿剑服去见赵文王时，遭到询问，话题乃从“子之剑何能禁制”开始。庄子张口就滔滔不绝说：“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2]然后大谈什么“天子剑”啊、“诸侯剑”啊、“庶人剑”啊，等等，在其一番大谈剑道的“高论”下，赵文王被说服了。从这类文字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当时剑术的高明，游侠的技击水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而且已有比较成熟的理论性之总结。另一方面，以剑来治国，也表明“武”在社会中的作用已和政权的巩固相连接，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有所裨益。
第三，《说剑》开创了人物形象描写的先例，为武侠小说中的人物登上文坛作了预演。作者在文章中借用太子之口说：“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3]唐人成云英对此解释说：“发乱如蓬，鬓毛突出，铁为冠，重下露面。曼胡之缨，谓屯项抹额也。短后之衣，便于武事。瞋目怒眼，勇者之容，愤然窒胸，故语声难涩。斯剑士之形服也。”这就把武侠人物的形象描写具体化了。后世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描写，虽然面目迥异，千变万化，但其最早的源头却来自于庄子的《说剑》。这也说明《说剑》在武侠小说史研究中是不应该被人遗忘的。
尽管如此，倘把武侠小说的发端归结于《说剑》，也是很难服人的。我们不妨把它的出现，说成是“孕育了武侠小说的产生”，似乎更加符合实际。
下面再说“两汉说”。
王海林先生把《史记·游侠列传》之“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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