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惜篇幅，将《游侠列传》中有关“郭解事迹”部分的全文迻录在这里：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立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值。”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郭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待吾去，令淮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房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这段文字有声有色地记录了游侠郭解的音容笑貌和行动、语言，既有故事，又有情节，武侠人物也贯串其间。司马迁运用优美通俗的文字，栩栩如生地叙写了郭解一生的主要事迹。从表面上看，似是一则完整的武侠小说。然而，这里迻录的部分，出自《史记·游侠列传》。《史记》一书被历代学者公认为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其《列传》部分，包括《游侠列传》在内，都是一种历史著作。司马迁在这里所记录的一切，都是历史上郭解的真实事迹。尽管他在叙写这一切时，运用了相当优美生动的文字，也无法否定它本为历史学著作的原貌。即以《游侠列传》来说吧，它作为《史记》的一百二十四卷、《列传》之六十四而呈现在世人面前。全部《游侠列传》的文字中，除了上引“郭解事迹”以外，还有游侠朱家和剧孟的事迹，关于他们的篇幅还要短小。而在这三人的事迹前，还有司马迁的大段文字。他从引述韩非的“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开始，阐发了自己的游侠观。其中说：“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他是为了论证这一观点，而紧接上文叙写朱家、剧孟和郭解之事迹的。在郭解事迹之后，司马迁又紧接着记录了当时关中“为侠者极众”的事实，并一一列举其名，是“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耳，曷足道者！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这里说得非常明白，皆是为了证明“乡者朱家之羞”而写。尤其是在《游侠列传》的结尾，司马迁特地加了一节“太史公曰”，专评郭解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4]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了一个事实，上引“郭解事迹”，虽然貌似一则独立的武侠小说。其实不然。它是一则历史人物的真实生平传记，乃作者为论证其游侠观而列举的一个典型例证。尽管司马迁笔下的这一武侠人物，具有游侠的相貌、言行和故事。如若把它视作我国武侠小说的发端之作，无疑是一种不应有的误读。

    在崇信“两汉说”的学者中，还有人以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为证，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和《游侠列传》一样，《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也称不上是武侠小说。尽管后世有不少作家从中撷取过创作的素材，把其中的几个故事改编成一则则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但《刺客列传》本身却只能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创作题材的“母本”，而非文学意义上的武侠小说。这一点也是需要在此辨明的。

    还有不少学者在提到“两汉说”时，把“越女试剑”的故事作为例证，认为它是一则真正的武侠小说。它见于《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第九》。《吴越春秋》一书也被大多数学者看作是一部史学著作。在今存之数万字的篇幅中，区区三百余字，只能作为作者叙写史实时的一个小插曲而已。仅以《勾践阴谋外传第九》来说，全篇就有七千余字，《越女试剑》也只是其中小小的二十分之一，不要说独立于全篇，就是说它独立于《勾践阴谋外传第九》，也很难自圆其说。我们又怎能把它称为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发端之作呢？

    关于“六朝说”和“唐代说”，也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崔奉源先生所说：“其时，已有很标准的武侠小说。”

    那么，我国武侠小说的发端究竟在何时呢？

    我的回答是：东汉末年。其代表性的武侠小说是《燕丹子》。

    　　《燕丹子》诞生的历史背景

    我们之所以认定武侠小说的发端是东汉末年，是因为那个时代诞生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武侠小说《燕丹子》。

    关于《燕丹子》的成书年代是东汉末年，这一点上文已作过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下面着重说明《燕丹子》诞生的历史背景。

    历史是一条悠远辽阔的大河，唯有时光会磨灭她的鲜艳的色彩，但也绝不能阻挡她的奔腾向前的根本方向。我国的小说和武侠各自从悠远的历史年头走来，相互交汇融合在东汉末年，其结合体和标志性的文学作品则是《燕丹子》。

    在《燕丹子》之前，我国小说的萌芽已露端倪。先秦时代，它还是市井闾里间的“丛残小语”。可是到了汉代，它已冲破厚实的土壤，长出了一片嫩绿的幼苗。《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以及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一书中辑录的不少作品，则是她生机盎然的证明。如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刘向的《列仙传》、郭宪的《洞冥记》等小说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虽说其中有的是“旧题”和托名之作，但从作品的具体内容来看，还应把它们视为是汉代小说。

    在《史记》、《汉书》等文学性较强的历史著作影响下，汉代模仿其中的《列传》等人物传记而创作的、以摹写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小说应运而生。比较著名的有伶玄的《赵飞燕外传》和班固的《汉武帝内传》等。这类小说所写，虽然都是著名历史人物的事迹，但其内容除了来自于历史的真实外，还揉杂进了民间流播的各种传说故事。作者在题目上分别标明是“外传”和“内传”之类，就是为了表示和真实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区别。如班固所撰《汉书》第六卷之《帝纪》六，是有关汉武帝刘彻的历史传记，主要记述他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史实，而同样题作班固撰写的《汉武帝内传》，却把这些史实撇过一边，另辟蹊径，主要叙写了西王母和汉武帝的相会之事。作品描写了七月七日两更夜后，西王母降临汉武帝宫殿，两人同食仙桃，并饮酒数巡，“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又命侍女石公子击昆庭之钟，又命侍女许飞琼鼓震灵之簧，侍女阮凌华拊五灵之石，侍女范成君击洞庭之磬，侍女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侍女安法婴歌《玄灵之曲》”等等。这类内容，主要来自民间的丰富想象，况且作者在描写时，采用华丽的文辞和赋体文学排比、对偶等各种夸张的艺术手法，呈现出比史书更引人注目的艺术成分，把汉代小说的创作推向前进。

    这些都可说明：小说在汉代已经萌生。这是武侠小说得以发端的文学土壤。

    武侠小说的发端，也离不开任侠之风在全社会的普遍流行。而这种任侠的社会氛围，在汉代已是前所未有的浓烈。

    和汉代开国皇帝相争江山的“西楚霸王”项羽，就是一个充满任侠之气的悲剧英雄。他在乌江岸边演出的那幕人生之剧，不知曾震撼过多少人的心灵，一声“力拔山兮气盖世”，把这位失败者的豪雄和无奈又表现得何等淋漓尽致。

    项羽的部下有位将军，叫季布，一生“为气任侠”，在楚汉对峙中，率部攻城掠地，几次打败汉军。刘邦对他恨之入骨，在项羽死后，曾以当时最高的悬赏——一千斤黄金——捕捉季布，并且昭示全国，谁要是藏匿了季布，就要满门抄斩，一个不留。季布闻讯后，东躲西藏，最后来到鲁地的一位朋友朱家的家中避难。朱家是个任侠之人，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并且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洛阳，请刘邦少年时的好友夏侯婴出面去“打通关节”，替季布说情。刘邦被朱家恳切的言辞所打动，终于下令赦免季布。

    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汉代任侠者的故事之一。类似于朱家这样的豪士，在汉代社会真是数不胜数。动荡的岁月，为任侠之士创造了用武的机遇。据彭卫《古道侠风》一书的附表一，[5]乃主要根据《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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