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调整了情节的前后顺序，并对人物对话的内容也有所改变，使其适合小说的创作特点。如《史记》写燕丹子见到荆轲后，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分析了形势，并提出以武力胁迫秦王的计划，然后笼统地写了燕丹子厚遇荆轲的话；而《燕丹子》则不是这样，写两人相见后，燕丹子先设宴为荆轲接风洗尘祝寿，再具体写他厚遇荆轲，然后写荆轲备受感动，决心要为燕丹子“当犬马之用”，然后再写燕丹子分析秦强燕弱的形势，并提出具体的行刺计划。这种写法，不仅使作品的文学色彩加浓了，而且也揭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更加符合侠客义士的性格特征。

    我完全同意曹先生的这些看法，之所以在这里如此不厌其烦地将《史记》之《刺客列传》和《燕丹子》作比，其意当然不在评判两者的高下优劣，事实上，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各自有不同的写作之路。《史记》为《燕丹子》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素材，而武侠小说《燕丹子》的创作则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把它提炼、加工，运用各种艺术手法，经过反复的锤炼后完成的。归根结底，我们只是想证明：《燕丹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燕丹子》最为人称道的是它为我们塑造了先秦时代的游侠群像。

    从这篇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贯串全篇的中心人物无疑是燕丹子。小说从他“质于秦”的逆境生涯开始，写他不甘忍受屈辱而逃归燕国，并发誓要报仇雪恨，乃至寻觅刺客对秦王行刺，最终由田光引出荆轲，两人从会面到相识相知，以至授以重任，最后不幸失败的全过程。在作者的笔下，燕丹子是一个颇具正义感的少年英雄。为了雪耻，并实现灭秦的宏愿，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能实行“行刺”的极端手段，四处网罗能担此重任的游侠，从田光到荆轲，他都给予了优厚的礼遇。然而，他又是一个心胸偏狭，急于求成的青年统治者，血气方刚，不善忍耐，又较少心计。为了复仇，这类性格的弱点被他的礼贤下士、谦虚求士所替代了。小说较好地展现了燕丹子求贤若渴的任侠形象。他在逃归燕国后，先问计于麴武，得到了田光。小说描写他见到田光时，“侧阶面迎，迎而再拜”，并安排他居以上馆，“三时进食，存问不绝，如是三月。”也正因此番盛意感动了田光，由他荐举，把荆轲推上了前台。燕丹子把荆轲奉为上卿，两人会面时，益发谦恭有礼。为了博其欢心，拼命迎合他的意志，不惜采用黄金投蛙、杀马进肝、断手盛盘等各种手段，以示厚爱。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燕丹子，完全是一个真实生动的“卿相之侠”的艺术形象。

    作为“刺秦”事件的直接当事人荆轲，是《燕丹子》主要描写的武侠英雄。在他身上，集中着作者的人生理想。荆轲出场前，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他作了充分的渲染。他虽然是个威武的勇士，遵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准则，但他很有头脑，决不会鲁莽从事，在激烈的诸侯争战中，学会了理性处事。在没有深入了解燕丹子的诚意和真正目的时，荆轲并不轻易答应他的要求，表现出可贵的成熟和智慧。直到燕丹子降尊纡贵，亲自为他驾车，并陪同出游和“置酒高会”，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实际行动表明诚意。经过三年的多方面考察，荆轲看出了燕丹子是值得为之赴汤蹈火的人，才决定为其“当犬马之用”，入虎狼之国去行刺秦王。尽管“刺秦”没有成功，荆轲也碎身于秦王殿上，但这位武侠英雄的壮举，至今还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燕丹子》功不可没。

    此外，小说中的田光和樊於期，也都是响当当的武侠英雄。他们为了使刺秦事件成功，甚至不惜主动捐献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小说中的这些艺术形象身上，作者着墨不多，有的只是寥寥数语，但透过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字，一个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武侠英雄来到了人们面前。

    为了凸现荆轲这位武侠英雄的豪气，《燕丹子》的作者比较重视场面的描写和气氛的烘托。如下一节可为佐证：

    荆轲入秦，不择日而发。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车，终已不顾也。二子行过，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二子。

    这就是很著名的“易水送别”，作者用传神之笔，把它描摹得如在目前，读着它，人们完全能切实地感受到当时多么悲壮的场面和气氛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不知曾震撼着多少读者的心灵。荆轲则“起为寿”，高唱着悲歌一曲，而“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的送别场面以及两人“终已不顾”以及夏扶“刎颈”相送的情景，历历在目，无不令人热泪盈眶。

    在展现荆轲“刺秦”时的沉稳、机智和忠勇的过程中，作者还用了对比的艺术手法，使主人公的艺术形象更显高大，小说描写荆轲和武阳带着樊於期的首级和燕国的地图来到秦王殿前，秦王中计，眼看“刺秦”大计就要成功，作者突然笔锋陡转：“武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这一反常表现，使得“秦王怪之”，引起他的警觉。而荆轲面对这突然变故，非常镇定、沉着，没有丝毫的惊慌失措，相反，他机智地用言语为秦武阳作了掩饰。直至“图穷而匕首出”，他和秦王在大殿上作殊死搏斗：

    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数之曰：“足下负燕日久，贪暴海内，不知厌足，於期无罪而夷其族，轲将海内报仇，今燕王母病，与轲促期。从吾计则生，不从则死。”……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荆轲还一一数斥秦王的罪恶。这和武阳的“大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荆轲临危不惧的大智大勇也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功，使《燕丹子》赢得了“古今小说杂传之祖”[11]的美誉。

    《燕丹子》的问世，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

    中国武侠小说创作的题材，大多离不开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作大背景，这一点，在今天饮誉华人世界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中，也能看到它的影响。武侠和历史的结合，《燕丹子》开创的这条艺术道路，正日益焕发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不过，各种著名的历史事件只是为武侠人物的施展拳脚提供了表演的舞台，而艺术的虚构却令人眼花缭乱，引导着读者进入一个个神秘的武侠王国。追根溯源，其和《燕丹子》有着各种自然的“血缘”关系。

    《燕丹子》在思想上也有着崇群体、抑个体的鲜明时代特征。为了成就“刺秦”的事业，田光可以不惜捐躯，“吞舌而死”。临终，他对荆轲说：“盖闻士不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时，言：‘此国事，愿勿泄。’此疑光也。是疑而生于世，光所羞也。”仅仅是因为太子丹的一句话，就献出个人宝贵的生命，似乎太不值得。这表明，在《燕丹子》产生的年代，人的个体的生命意识还很薄弱，或者说，在那时人们非常重视群体的利益，为了打消燕太子的忧虑，减少“刺秦”大事的泄密可能，田光毅然慷慨捐躯。另一武侠英雄樊於期也是如此。他是秦王的仇人，荆轲在作“刺秦”的准备时，为了能取得秦王的信任，就前去劝说樊於期说：“今愿得将军之首，与燕督亢地图，进之，秦王必喜，喜必见轲。轲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数以负燕之罪，责以将军之仇，而燕国见陵雪，将军积忿之怒除矣。”在荆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下，樊於期“扼腕执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闻命矣’。于是自刎，头垂背后，两目不瞑。”他奉献了自己的头颅。又一条鲜活的生命牺牲在“刺秦”的事业中。且不说直接担负“刺秦”重任的武阳和荆轲，仅田光和樊於期两人而言，在小说中是作为正面人物被多次颂扬的，他们的壮举，也获得了作者的倾心赞扬。

    这说明：在那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中，有不少人认为，人的生命虽然是很重要的，但只有国家或群体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两者相比之下，个人的生命显得无足轻重。为了实现国家或群体的利益，个人应该无条件地奉献宝贵的生命。在个人意识尚未觉醒的时代，这诚然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时代的悲剧也由此而产生。

【参考文献】

    [1][2][3]　《庄子集解》，见《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1991年10月版，第203-205页.

    [4]　以上引文均见司马迁《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726-727页.

    [5]　彭卫.《古道侠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39页.

    [6][8]　这里关于《燕丹子》的内容概述，参见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5页.

    [7]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页.

    [9][11]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转引自《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7、9页.

    [10]　参见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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