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司马迁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为游侠树碑立传，并且他把游侠分为“卿相之侠”和“匹夫之侠”，虽然没有对此作深入的说明，也没有具体指明历史上或者当时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游侠之士的归类，但这种分类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甚有裨益。

    这是武侠小说能够在东汉末年诞生的重要社会基础。

    先看《游侠列传》中的这段话：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和韩非相比，司马迁在对游侠的看法上，和他有着天壤之别。从上引的话来看，司马迁对游侠的肯定主要还是着眼于他们的品行规范方面的。这种品行规范大体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讲求信义。这是游侠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正是游侠为人称赏的主要之处；

    （二）轻财好施。这是游侠人格魅力的基本要求。他们绝不为财伤生，或者爱财如命，拒绝赚取那些不义之财；

    （三）扶危救难。这是游侠牢记心头的重要准则。他们劫富济贫，仗义疏财，助人为乐而又爱憎分明，绝不屈服于黑暗的邪恶势力；

    （四）广交朋友。这是游侠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他们以义为本，忠于朋友，可以为弱者两肋插刀而不皱一下眉头，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原则，崇从“出门靠朋友”的江湖信条；

    （五）悍勇无比。这是游侠安身立命的重要条件。他们武艺高强，以力取胜。一切任侠行动离开了它，就只能是嘴上说兵，枉费心机。

    诚然，这几种品行规范，又是相互渗透，互相融通的。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问世后，游侠的品行规范已有了基本的标准，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定型。人们在衡量游侠的所作所为时，在心中也有了一杆“标尺”。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虽然对游侠作了基本的肯定，但也并不是无原则的一味赞扬。“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这劈头一句，如实地反映了司马迁的真实思想。身在封建社会中的他，虽然接受了黄、老之学，但传统儒家的思想也在左右着他的世界观。他认为，游侠是在封建社会中滋生的特殊人群，他们的行为，常常要“不轨于正义”。也就是说，司马迁对游侠的行为，并非是一切都很赞成的。这正体现了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知。他遵循写史须“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基本原则，运用历史观点力图把游侠的直实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诚然，在专制政治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对“不轨于正义”的行为，是否一定是“恶”，对其应作何种评价，本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司马迁对游侠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也还可以再作深入的讨论。目前有若干著作往往不注意这一点，廉价地送给司马迁许多溢美之辞。我认为，这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严肃的学者对此应当审慎对待之。

    从《游侠列传》中的这段话来看，司马迁主要是从游侠的个人品行和人格的角度来赞美他们的美好品德。虽然只有寥寥几句，但也活现了古代游侠身上的基本精神。后世的文学家们，也大多根据这些品行准则，来创造各种各样的武侠人物，而读者对武侠小说中人物艺术形象的评判，也大多依据这一标准来定夺优劣。

    司马迁为何能独出机杼、从个人的品行和人格方面来界说游侠的定义呢？下面的一段同样引自《游侠列传》的话，也许可以揭示这一谜底：“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这最后的一句话曾被大多数的学人所忽略。其实不应该。我们仔细探究之后就可发现，司马迁在此特别强调了“人”，而这一个“人”字，却是统治者十分忌讳的。在专制政治下，谁会把你当一个“人”来看待呢？如果我们联系司马迁的身世和“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受法困”的艰难处境来看，其答案亦不言自明。他认为，茫茫宇宙中，人是第一个最可宝贵的。所以，人格不能被侮辱，人的尊严不能被践踏，人的权利不能被剥夺，人的生命更不能被残杀。这种对“人”的认识，渗透在司马迁的人生历程中。而现实的社会环境和他的理想王国之反差，却是如此地强烈，“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董份的这一看法，真是一针见血。我们读司马迁的《游侠列传》，须用心灵去读，才能真正触摸到作者的生命之脉搏。

    这种比较成熟的武侠理论的探讨，为武侠小说在东汉末年的兴起起到了直接的催生作用。

    正是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合力之下，于东汉末年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武侠小说《燕丹子》。它的诞生，揭开了中国武侠小说发展的新篇章。

    　　《燕丹子》：我国最早的武侠小说

    《燕丹子》全篇所叙，乃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其内容梗概略谓：燕太子丹入秦为质，因秦王无礼，设法归燕后，罗致勇士，似期报复。其傅麴武劝阻无效，只得荐田光于丹。太子厚待田光。田光因自己已年迈，无法效力，又转荐荆轲，荆轲得太子丹三年的极度优厚礼遇，决心入秦为其谋刺秦王，以死相报。太子丹于易水为荆轲及其副手武阳送行。荆轲临行前，高歌一曲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其时，“为壮声则怒发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入秦后，荆轲以秦之仇人樊於期的首级与燕督亢地图作进身之阶，获得秦王信任。于是，他借献图之机，“左手把秦王袖，右手嚬其胸”，拟杀秦王。后来误中对方缓兵之计，反受其害。临死，“荆轲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曰：“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燕国之不报，我事之不立哉！”[6]

    《燕丹子》叙述的“荆轲刺秦”的故事，在历史上实有其事，它发生在先秦时代。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权刚建立不久之时，广大民众中对此有着巨大的新鲜感，所以在秦汉时期的社会上流传很广。今存的汉代石刻中就有“荆轲刺秦”的画像。而司马迁的《史记》之《刺客列传》也把这件事记录在案，并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7]其后，刘向《列士传》、邹阳《狱中上书自明》、王充《论衡》、应邵《风俗演义》等书中都有荆轲刺秦故事的记载。特别是应邵，生活于东汉末年。他撰写的《风俗演义》一书，其辑录的故事大多由民间搜集而来，其中也有流播于世的荆轲刺秦故事。他把这则故事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后，还对它加以直接的评论说：“丹畏死逃归耳，自为其父所戮，手足圯绝，安在其能使雨粟其余云云乎？原其所以有兹语者，丹实好士，无所爱吝也，故闾阎小论饬成之耳。”[8]这里明说它来源于“闾阎小论”，也即市井坊间的“丛残小语”，可知它在成书时，已经过相当时间的街谈巷语的流播。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有“道听途说者”的编造、附会，并进行各种艺术加工，使这则故事的内容不断充实和丰富，情节也更加曲折、生动，其至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荆轲也摇身一变而成了燕丹子。因此，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小说《燕丹子》，实际上是一则长期流传于民间，并经过艺人加工改编后写定的文学作品。诚如明人胡应麟所说：“其文彩诚有足观，而词气颇与东京类，盖汉末文士，因太史《庆卿传》，增益怪诞为此书。”[9]

    今存《燕丹子》，为上、中、下三卷本，完全符合上文我们所说的衡定武侠小说的四条标准。全篇首尾完整，不依附于任何史书，是一则独立的武侠小说。其中有着较多的艺术虚构的成分，和真实的历史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将《燕丹子》和《史记·刺客列传》所叙之荆轲刺秦的本事作一仔细的比较，两者虽有不少相同之处，但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它们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对此，曹亦冰先生撰写的《侠义公案小说》一书已说得非常清楚。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叙述手法上，《史记》采用人物传记的写法，文章一开头，介绍刺客荆轲的姓名、籍贯、生平、爱好以及活动简况等；而《燕丹子》则采用小说的手法，故事一开头就开门见山，抛出矛盾的焦点，拉开燕丹子和秦王之间的斗争序幕。

    （二）故事情节增加了十多处，如燕太子丹质秦归燕之事。《史记》只是一笔写过，而《燕丹子》在此增加了三个情节。一是燕丹子的求归遭到了秦王的无理阻挠；二是秦王在燕丹子的归路上故意设卡；三是客观上的障碍“关门未开”，他只得装作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又如荆轲在田光的举荐下去见燕丹子，较之《史记》，小说增加了两个情节：一是“太子自御，虚左，轲援绥不让”，二是燕子丹“置酒请轲”，“太子起为寿”，并由燕国卿士夏扶以“乡曲之誉”为题激诘荆轲等等。再如，燕子丹厚遇荆轲之事，《史记》写得十分笼统，而《燕丹子》却写得十分详细、具体，增加了黄金投蛙、杀马进肝，断美人手等细节，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最后一节“图穷匕首见”，叙写荆轲与秦王展开正面搏斗，是全篇的关键情节，《史记》采用通常纪传体编写之现场记实的手法，而《燕丹子》则采用了文学创作的手法，按照作者的主观愿望去安排情节。例如，他让荆轲劫持住了秦王，并加以责数，以让读者得到如愿以偿的审美愉悦等等。

    （三）增加了作品的浪漫色彩和具体描写的成分。如“乌即白头，马生角”，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永远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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