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错认仇人，因误会导致复仇”模式

    传统文学为复仇这一“野生的裁判”，几乎一面倒式的是苦主（或亲友、侠士）对肇事者行使正义，善恶正邪界限十分鲜明。复仇的动机正义，无可争辩，几乎没有将仇人搞错的。于是结局的惩恶扬善也随之无可挑剔。
    新武侠小说沿用复仇诸模式往往置换了其中关键要素——复仇对象，从而因对象误置，复仇变得荒谬无理，正义无法成立。金庸《天龙八部》中萧峰被误认为是江湖多起血案的祸首，误遭仇杀，惜憾中形成了对他人向萧峰复仇不成的期待。《雪山飞狐》里苗人凤为父（及田归农父）报仇，如果胡一刀送苗的那封说明真相的信不被田扣压，胡苗比武及悲剧就不会发生，后来事实证明苗田上辈死在藏宝洞中，确非胡所害。《射雕英雄传》则注意揭露坏人栽赃、故意陷仇设怨。像第二十五回欧阳锋谎称谭处端死于黄药师手，导致全真五子中计；第二十七回杨康在丐帮大会上造谣，说帮主洪七公被黄药师打死；第三十五回欧阳锋故意放走目盲的柯镇恶，让他带着嫁祸黄药师的假消息到处传播，等等。古龙《血海飘香》写儿子长大后复仇出了差错，本来当年其生父是在与养父比武失败后自杀的，临死托付让传授儿子武功，因而养子如此行事成了恩将仇报。《孤星传》中裴珏也试图杀死收养人，原来是误听信人言才反恩为仇的。《风铃中的刀声》写美妇因萝也误以为丁宁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就计囚丁宁慢慢折磨，后在与其他人纠葛中又对丁产生好感，真相明了则释仇为爱。
    上述模式渲染了复仇非理性、情绪冲动等特征所派生出的一些消级副产品。虽然，受害苦主们自了仇怨的欲念太迫切太强烈，急于树起讨仇旗帜开始行事，却不及细察事理，明辨对象，一些心怀叵测的坏人正利用了这一点。复仇动机的结构功能具有多向性与增殖再生性，甚至连表现误解生仇、误行复仇、栽赃陷仇等对惯常正义复仇来说具有反讽性质的小母题，都可以有效地调动复仇模式整体性功能。且在“错认仇人，因误会导致复仇”时，又每每缠绕着主要人物的身世之谜，极有助于发挥复仇动机的结构与悬念作用。论者所谓武侠小说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何以为众所认同？看来还要从作品共性的审美表现规律上找原因。复仇而往往出错，多半与不正常的、特殊的身世命运有关。如此结撰情节，将事件的新闻性发挥到了极致，易于制造悬念，满足接受者猎奇心理。况且，一次次的误误误，错错错，是不是人们也会接受某种暗示：引发这一系列层出不穷的现象的根源、大前提，未必就是合理的、值得坚持的。
    复仇主题伴随其相关习俗，主要植根于人治社会，尤其是吏治黑暗、执法效率差的古代社会。尽管新派武侠小说也以古代时空、冷兵器时代作为人物活动背景，但西方复仇文学主题之种种足堪借鉴的异质文化思想（注：这是一个较大的题目，这里无法展开，可参见拙文：《中西复仇文学主题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6第3期。），以及不断更新的现代文明观念，却为作者有意识地融入作品艺术肌理之中。以上概括的五种情节表现模式，自然只是择其荦荦大者，远非新武侠小说复仇模式的全部。但仅此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复仇模式在新武侠小说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复仇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观念、永恒情感、古久习俗乃至深广的文学主题，新武侠小说怎样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敏锐的审美触角进行多方审视、探索，进行了深刻的带启迪性的反思，值得予以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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