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从《史记》关于秦待诏博士“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来看，私人讲学，也并未被真正禁止。

　　“焚书令”虽然严厉，但是史不见一人因“偶语诗书”而为“弃市”者；史不见一人因“以古非今”而遭受“族诛“者；史不见一人因“令下三十日不烧”书而为之“黥为城旦”者；史不见一吏用“见知不举”而被处“与同罪”者。如果真有这样的吏民，他们一定会因此而扬名千古的。即使太史公司马迁撰写《史记》秦史部分时，对于秦始皇的“焚书”、“禁死学”有意袒护，而不予记载，但是西汉初年的“过秦”、“罪秦”论者，也决不会将之放过的。他们出于“过秦”、“罪秦”的需要，总是在挖空心思的寻找“过秦”、“罪秦”证据；有时找不到证据，还不惜挖空心思的捏造事实，编织证据呢。

　　另外，既然叔孙通和伏生等都是故秦博士，而后，他们又为汉皇刘季等所看中，而对之尊赐甚厚。按理他们对于秦始皇的“焚书”、“禁私学”，应该是身临其境，颇知其详的。但是也未见他们对于秦始皇“焚书”、“禁私学”提供过什么有利于西汉“过秦”、“罪秦”论者非议秦始皇“焚书”、“禁私学”法令的真正可以称得上算是证据的证据。

　　事实已非常明白，秦始皇的下令“焚书”、“禁私学”，其目的不过是想要杀一杀“愚儒”、“游学”是古非今、虚言乱实的歪风，严令之下，只要他们不再以古非今、虚言乱实，何必要动真格！这可能就是法家学说中的“法、术、势”中的“术”吧！用现在的话说，叫策略。严令之下，尽管可能还会有少数不从令者，只要无碍大局，那就由他们去吧！这不是假设，事实证明如此。

七、典籍亡佚 另有他因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秦始皇的“焚书”、“禁私学”，无论其动机还是其后果，总的来看，都是好的。但是毋庸讳言，作为一次重大政治行动的“焚书”、“禁私学”，也不可能不产生一点负面影响，象古今中外所有重大政治行动都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是一样的。

　　秦始皇“焚书”、“禁私学”的最大负面影响有三点：一是由于东周列国除秦而外的诸侯史记的遭焚，给后世有关春秋战国史的研究，带来一定困难。对此，太史公曾经表示深深的遗憾；但在遗憾之余，也不认为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太史公说：“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颇可采者，何必上古！”尽管李斯“骩于用法”，但作为一项法令，既已布达于天下，其各级官府也一定不敢懈怠，必有不少私藏诗书、百家语遭焚。如太史公言：“六艺从此缺焉！”二是尽管秦始皇对于“愚儒”、“游学”的“造谤”采取宽容态度，对之不施刑罚，但是由于诗书、百家语是他们的立身之本、立言之据，求仕之器，你焚烧了他们的诗书、百家语，就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断了他们的生路，给他们立身、行事和生活等多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尽管这是他们咎由自取，但是他们未必这样认为。他们并不认为他们道古害今是错误的，反倒以为正确；他们并不认为他们鼓吹“封子弟功臣”，是同朝廷郡县制分庭亢礼，反以为是朝廷听不进他们正确的意见；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私学相与非法教”有什么不对，反以为礼教就是优于法教，礼治就是优于法治。因此，对于秦始皇的“焚书”、“禁私学”，他们成见很大，积怨甚深。成见要表达，积怨要发泄，理固必然。如陈涉发难而王陈，这在孔孟儒者的政治词典里，无非是编户之民、绳枢之子的犯上作乱，然而鲁诸儒还是违反其祖师孔老夫子关于“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即对于那些亲身做坏事的人，而正人君子是不会去他们那里做事的教诲，“奉孔子礼器往归陈王”。而孔子八世孙的孔甲，还做了陈王的博士。诸儒何以违反其师教，言无定趋、行无常务，有奶便娘呢？太史公一语道破玄机，“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秦亡而汉兴，有不少原来的秦儒，在其降汉以后，反而变成了西汉“过秦”、“罪秦”先遣部队中的“干将”和“勇士”。

　　太史公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生，六艺从此缺焉。”一个“缺”字告诉我们，及至秦始皇“焚书”，“六艺”从此缺少而不多见了。其本意应该是，秦始皇的“焚书”造成了“六艺”缺少而不多见。而“缺少而不多见”，显然是不能与“灭绝”同日而语的。太史公对于秦始皇“焚书”造成“六艺”缺少而不多见的评价，还是比较恰如其分的。

　　西汉“过秦”论者动辄将先秦典籍的亡佚归之于“秦火”。而“遭秦火灭”几乎成了他们认定秦始皇的“焚书”，是造成先秦典籍亡佚唯一原因的口头禅。显然，这是夸大其辞，是铺张扬厉。因为，先秦典籍亡佚之原因很多很多，非独因“秦火”。

　　从“焚书令”看，秦始皇的“焚书”是“两焚三不焚”、“一焚两不焚”，决非“一切焚书”。所谓“两焚”：一是“史官非秦记者”焚，即史记不是秦记的要焚毁；二是“非博士官所职”者焚，即不是属于博士官所掌管的国馆图书以外的私藏诗书、百家语要焚毁。所谓“三不焚”：一是秦记不焚；二是由“博士官”所职常的国馆图书不焚；三是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焚。所谓“一焚两不焚”，是说只焚社会科学之类的书，诸如诗书、百家语、诸侯史记之类，不焚自然科学之类的书，诸如医药、种树之类；不焚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卜筮”之类的书，诸如《易》、《日书》等。这正如秦始皇自己所说的，“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这就是说，秦始皇的下令“焚书”，并非因为他闲得元聊，在那里搞“焚书”游戏，不分青红皂白，“一切焚书”。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那些曾为秦始皇“焚书令”要求焚毁之书，却有不少流传后世，而那些为“焚书令”明令不焚之书，却有不少绝世无传。如诗书、百家语，本在明令焚烧之列，但是从西汉至今两个多年来，诗书、百家语却一直为文人学士甚至为许多封建君主或递相传诵，或注疏诠释。如明令不焚医药之书，而先秦《黄帝内经》、《扁鹊外经》等医学之书，时至今日，却空有书名，不见其文。如《易》为卜筮之书，本不在焚烧之列，然而在《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中，却惟《周易》独存。如明令不焚种树之书，然而先秦诸多种树之书，却后世罕见，甚至连书名都未留传下来。如秦记本不在焚烧之列，据说太史公撰写《史记》战国史和秦史部分时，还参阅过秦记，并对之多有采摭。但是，西汉当权派及其帮闲在大骂秦始皇“灭先代典籍”时，却未能保证秦记传世。如明令不焚“博士官所职”的国馆图书，按理它们应免遭秦火，安然无恙。而如果它们真的流传后世了，用它们即可判明古文经和今文经的真伪，何来其后古今经文真伪之争的笔墨官司！

　　西汉“过秦”、“罪秦”论者，将先秦典籍的亡佚归于秦火，说什么“遭秦火灭”；“秦火”，“秦火”，“焚于秦火”，其口气是那么肯定！其实，这无非是意气用事。据说《汉书·艺文志》是班氏依据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成；而刘歆的《七略》，又是根据其父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条其篇目，撮其旨意”而成。而《汉志》所记载的艺文篇目中，又有许多都是先秦典籍，并且班氏对其内容也多有概述。如果诸多的“先秦典籍”已真亡的“遭秦火”了，试问刘向、班固、又何以知其篇目，“撮其旨意”呢？可见，不少先秦典籍并非亡佚于秦朝，反而是亡佚于汉朝，或亡佚于汉朝以后。如果真如刘歆言，是“秦火”造成“汉兴，……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书”。那么其父刘向“校经传诸子”时那么多“经传诸子”之书，是突然从天外飞来的吗？是刘向变戏法变出来的吗？是西汉刘氏皇帝“广开献书之路”的魔力所致吗？班氏称秦已“燔不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不篇籍”。试问秦既已“燔灭文章”即焚书殆尽，那么又哪儿来的那么多“篇籍”供其“大收”呢？是有人冒着被“弃市”、被“族诛”、被“黥为城旦”的危险，从浓烟滚滚的“秦火”中拣回来的吗？如果秦始皇真的已“燔灭文章”，那么在西汉重新出现的那些“篇籍”不都成了伪书了吗？如果它们不是伪书，那么称“秦已燔灭文章”不就成为谎言了吗？可见，所谓“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非但不能成为“秦已燔灭文章”的证据，反而要成为秦始皇、李斯“骩于用法，律令去官，终不钩考”的证据了。太史公司马迁在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从孟子开始，至吁子为止，中历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駢、邹奭、荀子、公孙龙、剧子、李悝、尸子、长卢、吁子等，及至西汉前期，其著作仍在流传。所谓“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由此可见，秦始皇的下令“焚书”的确不过是虚张声势，不过是权宜之计，只要人们不再用诗书、百家语等“造谤”朝政，就万事皆休！这就是说，虽经过秦始皇‘焚书”，而先秦绝大部分典籍还是被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太史公司马迁似乎还浏览过这些著述。《史记·孟子传》的这段记载，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显然，先秦典籍的亡佚，决非独因“秦火”，还应有它因。这些原因有：一是亡佚于西汉丞相萧何早在灭亡秦国之时“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二是亡佚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息”；三是亡佚于兵燹。

　　秦末汉初，金瓯残碎，群雄逐鹿，汉皇刘季破武关，入咸阳，而刘季的诸位将军大多都忙于分掠秦宫室财宝，而惟独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萧何所搜收的秦丞相御史府“律令图书”，应当包括为“博士官所职”的那些诗书、百家语等。据说，萧何还曾把这些“律令图书”藏于由他亲手创建的石渠阁中。这说明，西汉初年，不是“天下未有它书”，而是“天下大有它书”。是否因为这些“律令图书”有碍于西汉当权派及其帮闲的“过秦”、“罪秦”，特别是有碍于他们对于秦朝法教、法治和秦始皇的“焚书”的舆论攻击，而不肯将之公诸于世？或者是否因为萧何作汉律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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