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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学”构建刍议

时间:2009-8-8 16:47:52  来源:不详
是为了揭示这些特征和性质,深化对其规律和法则的认识。它的作用,主要不是做出解释性和评价性的陈述,而是追溯和考察这些陈述的逻辑,分析做出这些陈述时的方法论工具及所应用的模式,即是说,它不是企图对文学作品或某一具体文学理论问题做出另类解释,而是要对文学理论话语特征、运作方式、变化法则等加以阐释。
    “元理论”要尽量具有“元语言”的性质。“元语言”是分析和描述另一种语言的语言,它可以达到仔细观察和公正研究自己的对象的高度。就“元文学学”而言,它应该是分析和描述文学理论语言的一种语言,它的话语焦点应集中在解释文学理论代码和话语规则本身。文学理论上的“元语言”同“对象语言”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人们赖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语言,后者是人们从事文学研究的语言。因此,人们可以用一种象征的语言(元语言)来表述一种实在的语言(对象语言)的种种关系和结构。“元语言”的概念是移动的,不是凝定不变的。它只是对一种语言而发的另一种语言,对第一级语言而发的第二级语言。相对于文学作品(话语)来说,文学批评及其语言可认为是一种元语言;相对于文学批评及其语言来说,文学理论尤其是原理性话语可称作是一种元语言;相对于文学理论及其话语来说,“文学理论学”的语言可称为一种元语言。正如批评这种对于文学作品话语来说的元语言不属于文学语言一样,“文学理论学”的语言也不属于文学理论语言。它们之间应该有程度与性质上的区别。从文学研究来说,“致力于创造一种‘元语言’,借此可以系统地探讨文学问题。如果取消了概念和概括,如果没有元语言的术语,对文学的组成因素和文学史的研究便不可能科学化”[4](P11)。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文学理论学”的“元语言的术语”,那么,对文学理论的组成因素和文学理论史的研究也是不可能科学化的。
    可以说,任何“元语言”都是相对的,完全纯粹的“元语言”并不存在,因为语言运动本身在不停地消解作为“对象语言”与“元语言”之间的界限。我们之所以还承认有一种文学理论学的“元语言”在,那是因为来自文学理论家相互之间的争辩和批评,成为文学理论本身不是“元语言”的最有力的证据。但又确乎可以这样说,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一种“元语言”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元语言”的对象语言。譬如,符号学是一门以语言为对象的学科,因而是一种“元语言”;结构主义文论是一门把文学当成话语“结构”这个拼板游戏中一块拼板的学科,因而也是一种“元语言”。但对于文学理论学的“元语言”来说,它们跟其他文学理论一样,其“元语言”本身也成为了一门新的“元语言”的所指。可以这样说,每一门新科学的诞生都表现为一种新的“元语言”的出现。它会把在它之前的“元语言”作为对象,并关涉到实际上为其描述的真实对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说史,就是一个“元语言”的历时面的过程。在这里,重复拉康“没有元语言”的名言就有了价值。面对这种论断,乔纳森·卡勒的看法显得颇为公允:“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区别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这种区别很不稳定,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之间的区别很难分辨清楚,两者之间互为你我,但把它们加以区别还是很重要的。”[5](P148)

    “文学理论学”作为“元科学”性质理论的一种,其任务就是根据理想的(或典型的)文学理论类型,对这些理论形式进行合理的区分与界定,找出存在于这些理论形式实现过程内部的各种阶段性秩序,并阐述它们之间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联结关系,使它们的阐释规则在一个新的认知层次上得到整合。显然,这一研究要求把认知领域扩大到更大的范围。
    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还处在“前科学”或“半科学”状态。不断的重复、循环与资源浪费,表明着它的自觉性的匮乏。文学理论研究这个行当,倘若不能像科学家那样孜孜不倦地推进其学科进步,确乎意义不大。真正的文学理论研究,应是一种发现式的证明,而不应是一种情绪性的抒写。对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往往是长期的艰苦的孤独的事情,绝不会也不应当成为时髦的热闹的赢利的产业。这种感受,踏实的文学理论研究者都能体会得到。“文学理论学”的构建,有义务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扭转这种盲目的、重复的和随意的文学理论研究现象,一方面也能够满足对文学理论奥妙的好奇心以及对其艰深探索的渴望与追求。
    此外,在文学理论研究上,“反思”的方式确是认识真理的一种好形式。黑格尔说过:首先是通过经验去认识真理,此外还有一种认识真理的方法,那就是反思。反思的方式用思想的关系来规定真理。[6](P87)关于“通过经验去认识真理”的方式,这在文学理论研究上是极为常见的。相比较而言,通过“反思”去认识真理,或者说“用思想的关系来规定”真理,这在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却相当薄弱。现有的文学理论研究,在“反思”之外的所谓“经验”层面上,实在徘徊得太久了。
    “反思”是一种知性思维方式,它是“经验”认识和“哲学认识”之间的思维环节与中介。“反思”意味着“从事情到知识的过渡”,从思想向“思想自觉其为思想”的过渡。[6](P39)“经验”的东西总是个别的、变幻的,而对于其中较为永久性的东西,只有通过“反思”才能认识。同时,“反思”是一种关系,一种思维与对象的关系。当我们把文学理论作为对象对其进行“反思”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有普适性的概念与法则,就会发现一些关于文学理论的本质、实质及真理的认识。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本质的观点一般地讲来就是反思的观点。”[6](P242)人们常常认为理论的任务或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意思只是说不应当将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而须指出它是以别的事物为中介或根据的。“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说来,就好像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蕴藏着本质。”[6](P242)“文学理论学”研究的“反思”性质,对揭示文学理论的本质,有着巨大的作用。文学理论研究若只是陷在各种“直接性”里,那剖析文学理论本质的任务是难以实现的。
    将文学理论作为对象,以求获得对它的活动规律较为系统的认识,这从整体上讲是一个新的领域。至于这种研究最终能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并不由研究对象的确切存在而成立,主要是看进行研究的各个问题能否构成一个有机的带真理性的知识体系。


    贝尔纳、麦凯在有名的《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一文中说:“科学也应该研究它自己本身。”[7](P14)这一观念成为我构建“文学理论学”的“思路”基础。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文学理论存在着研究自身的理由。
    既然“文学理论学”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那么,它就同一般的“美学”、“文学社会学”或“宏观文艺学”划清了界线,因为它不会从一般的美学、社会学角度对文学活动规则进行整体把握,其研究对象也已不是文学本身。再者,“文学理论学”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哲学”,因为它不对文学这种艺术形式作哲学化的说明,所解决的也不是“何谓文学”这类终极性的问题。应该讲,“文学理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性质、特征、对象、内容、形态等方面看,与上述各学科都是不相同的。
    既然“文学理论学”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那么,尽管它在学科体例构制上可能会多种多样,但在其基本理论内涵上还是会有相对的规约性的。从现有的认识水平出发,我认为,以下的几个层面对“文学理论学”建构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里的描述并不排斥别的描述的合理性。
    1.关于文学理论本质的探讨,或者说“文学理论是什么”的研究。这里要解决的是:文学理论是不是一种科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科学,它与精密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科学、历史科学、社会科学的关系如何;这里应说明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存在的学理依据和内在规定;说明文学理论对象和要素的确认与演变过程;说明文学理论是由怎样的观念“核心层”和观念“保护带”构成的系统,它有没有和有着怎样的“预见性”;说明文学理论的嬗变是否是一种沿着进步——退化——进步的轨迹运动的“求真”活动。此外,还要说明文学理论发现和发明的方法意义与逻辑模式,说明文学理论学科系统的分布状况和结构特征,说明文学理论结构发展的动力因素,等等。
    2.关于文学理论“话语特性”的探讨。如果说文学的“文学性”主要存在于文学的语言当中,那么,文学理论的“文学理论性”,则主要体现在它的特殊的话语结构和话语表述方式之中。文学理论的话语结构和表述方式,包容着文学理论“秘密”的许多内容。因此,这里的探讨需要阐明文学理论话语同文学话语、自然科学话语及一般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的异同;阐明文学理论话语的生成条件、转化模式和类型特征;阐明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基本概念、关键词及其相关范畴、概念、术语的序列;阐明中外文学理论观念与方法同形成的文学理论话语特性之间的联系。这种探讨,可以说就是关于“文学理论性”问题的探讨。
    3.关于文学理论“形态”、“范式”形成与演变的研究。这种研究,不是研究文学理论史,而是研究历史上各种文学理论形态产生与成熟的机制,研究文学理论的形态学定位;这里要解释的是文学理论各“要素”在结构系统中位置的变迁对理论形态演化的影响;要的是文学理论“范式”的功能和局限;说明各种文学理论“形态”、“范式”之间转换和沟通的条件与障碍。“形态”研究多是共时态的研究,“范式”研究多是历时态的研究,在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文学理论形态学”和“文学理论范式论”的建构设想。毫无疑问,了解文学理论的存在方式和形态,了解其“范式”变革的程序与趋势,对分析现有文学理论的生存方位,透视当代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都是大有帮助的。
    4.关于文学理论家和“理论共同体”的探讨。这里要阐明“什么是文学理论家”及其文学理论主体的活动特征;揭示文学理论家在“致思”方式上同诗人、作家,同其他社会科学家及一般理论家的差别;说明尽管文学理论家的“个性”和“风格”在理论创建中有着较为突出的地位,但文学理论活动归根结底属于一种“理论家共同体”的事业。鉴于此,这部分的探讨还应该研究文学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的“理论间性”,研究文学理论家与文学理论家之间的“主体间性”。同时,研究文学理论接受主体对待文学理论有别于对待其他学科的解读方法与解读范型,研究“误读”可能产生的理论增殖现象。
    5.此外,关于文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即文学理论中的说明与理解、认知与评价、阐释与判断的问题;关于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客观性与主体建构性的关系问题;关于文学理论“自转律”研究(即所谓“内部研究”)和“公转律”研究(即所谓“外部研究”)的综合统一问题;关于文学理论成果的评价标准、评价体系以及文学理论的消费和传播等问题,都能构成“文学理论学”研究的重要层面。[8]

    以上几点的“框架”式描述,不是画地为牢的“鸽子笼”,而是“文学理论学”可能触及的大致理论区域的“方案草图”。在这里,体系建构的创造性平台依然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未来的“文学理论学”,从形态上看绝不会是一个模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文学理论学”主要解决“什么是文学理论”的问题,那么就须防止无根的对象“本体论”预设,防止产生某种无谓的循环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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