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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形象的现代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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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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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只要有可能，女性刺激快感的确是少数民族旅游业中极为重要的娱乐项目，这也是在旅游促销中被大肆宣传的。特别是在少数民族风情旅游中，对于男性游客来说，女性总是被当作一个群体和引起性刺激的象征。当地男人们也身不由己地卷入自己村寨的旅游促销中，并参与炒作这些传奇的故事。在外部世界的眼光里，少数民族较特殊的婚姻关系，的确是他们浪漫性幻想的源泉。在多数旅游景点，“部落人”尤其是他们的女性，对外地游客来说是主要的吸引物。在旅游开发商的包装下，少数民族妇女每个人都化了淡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和那种只属于她们的“没有文化”的光彩。云南摩梭人的“走婚”习俗被炒作得使国内外游客的浪漫性欲得到了满足，在现代旅游业最发达的落水村，由于卡拉OK厅、舞厅和发廊这些地方常常会发生带金钱内容的性交易，村中男性也会不时前往。旅行社和导游喜欢随处介绍人们感兴趣的浪漫图景，着重原始的和无拘无束的性行为，还有美丽的女性等。为了反映同现代都市“文明”女性的差异性，独龙族、佤族由于其解放前落后的“原始”性存在，其妇女上身不穿衣服的照片被好奇的摄影师以精美的形式搬上了各类旅游促销杂志。滇西北傈僳族、摩梭人妇女在野外泡温泉的形象，附和着“男女同浴”的风俗被殷勤地炒作。在浪漫作家的笔下，傣族被认为是水的民族，每当午后或夕阳黄昏，江河里、池塘里、井台上一丝不挂沐浴的傣族女子形象触目皆是，而泼水节中成群结队的傣女手舞足蹈在水中嬉戏的场景更是不容错过的白描。
现代话语往往把少数民族妇女描述为大自然动植物当中灿烂的花朵，另一方面又把她们描述成男人的情欲对象。作为这种形象，她们体形妖娆，裸露的程度大大超过汉族妇女，她们的表情也是露骨的挑逗。描述她们唾手而得的材料比比皆是，在悄声细语的口头传说和直言不讳的科学的民族志报告里，充满了关于少数民族的求爱方式、自由选择婚姻伴侣甚至性杂交的种种神奇而浪漫的传说。因此，围绕着少数民族妇女的各种形象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然而，这些形象也包含着对使这些女人如此异样的道德低下和道德败坏行为充满着恐惧和厌恶。每当在向中国城里人提到对少数民族感兴趣时，就会听到有人用十分机密的口吻向你告诫，“那些”女人上身不穿衣服，未婚的年轻人据说放荡不羁、寻欢作乐，这很常见。一般说来，这些悄声的交流虽表示非难，却包含着抑制不住的兴奋。通过对汉族中某些人指责苗族妇女使用神奇的毒药的审议，提出围绕少数民族的性欲和婚姻方式存在的危险问题。有学者研究提出，苗族妇女通过巫术造成病痛甚至死亡的能力是汉族人对于苗族妇女性别角色所具有的力量相对自由持有的恐惧的反映，这对儒家的道德秩序是个严重的威胁。而在明朝和清朝年间，大批男性移民和被派去镇压苗族反叛的复员士兵却不得不与苗族妇女通婚。在这种背景下，汉人编出来的苗族毒药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些故事集中体现了传奇的由来：企图解决由于作为“他者”的女人具有的吸引力和性能力所埋伏的危险而造成的矛盾重重的男女关系问题。[4] 改革开放以后突出强调多样性和宽容，这个时期想要打破把神秘的少数民族妇女拒之千里的禁忌。似乎少数民族的女子个个身材窈窕，就是没见到胖的，那身段被长及脚背的裙子一裹，俊俏飘逸的美感总在挑战着男人们的理智。少数民族女性从乡下被带到城里，驯化后家喻户晓，成了消费的对象，成了电影、电视和其他娱乐形式的主要素材。
美国女人类学家路易莎·沙因(Louisa Schein)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苗族为主)妇女形象的观察和分析，来审视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她发现文革后中国少数民族的他者形象大多由女性代表，并将女性表现为带有落后乡村特色却又青春盎然的融合体，并加以非汉族文化色彩的做法，成为屡见不鲜体现民族他者特点的一部分。她指出，如今被少数民族自己复制的少数民族形象，反而女性化(feminization)，变成与西方的现代性相对照的种种中国传统的标志，成为族群区别的一种记号，因为至少从服装上看，少数民族的男子们是真的“汉”化了。路易莎描写了在为旅游者和海外游人的消费而出现的妇女形象生产和文化改造过程中，少数民族男性精英们作为妇女他者化的中间人是如何坚定地参与其中，确保政府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官方的阶段进化论的见解。路易莎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旅游文化中少数民族少女的歌舞表演，与国内外对少数民族文化无休止的消费欲望有关，她将这种趋势称之为“内部东方主义”的兴起。路易莎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化的论述很精彩，她采用“内部东方主义”的说法来描述中国内部民族之间造就形象和文化、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主导表述的“东方主义”代理人变成了从事国内他者化的中国上层人士。[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妇女的形象似乎是城市精英文化的对照，两者之间的差别既表明对现代性的渴望又体现了这种“进步”常常引起的怀旧情绪。
很多少数民族妇女的身体形象在主流话语的表述中成了落后的标志，代表主导文化的外界把少数民族妇女的形象当作消费品，这种商品化的代理人往往是本民族的男子，他们参与把“他们的”女人作为少数民族的特征加以商品化和客体化，他们善于物色既有身材又有相貌的姑娘，如果来访者想要拍摄少数民族主题，就该花钱让姑娘们穿着打扮，拍完后也是由他们负责收钱，然后再付给被雇佣的“模特儿”，少数民族妇女和来访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金钱化了。一些少数民族妇女对自己身体的商品化习以为常，甚至跟来访的摄影师常有争执。一些来自颇有名气的报纸的年轻男记者要求西江苗族妇女合作，要穿民族服装，还要拍刻意摆弄的集体照。照片的背景经过精心挑选，要表现苗族地区建筑典型的敞开的阳台，还有苗族山区农场种稻米的梯田。摄影师要求不断变换姿势，要微笑，要模仿欢乐的呼应。当模特儿在拍完试验镜头之前提出要先付报酬时，几个摄影师避而不答，声称他们制作的是对当地有利的宣传。他们说，要看大效果，这会对整个社区带来社会和物质利益。这些模特儿对她们合作的大效果无动于衷，通过她们在文化馆的支持者，坚持要直接付款，最后她们赢了。[4] 在少数民族妇女形象商品化的过程中，其外在的观赏价值被放大，而民族风情又增强了她们的神秘感，丰富了她们的观赏层次。比如在云南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民族旅游业较发达的地方，少数民族女孩被雇佣后穿上作为文化标志的民族服装，任意和游客以各种可能的姿势拍摄照片。在大理蝴蝶泉旅游景点，五个小姑娘被打扮成白族少女的形象，美其名曰“五朵金花”，据说陪游客照相一次可得到10元的收入。在丽江的云杉坪，几个穿着民族服装的小姑娘，为了陪游人照相得到小费，不惜在温度极低的条件下等候游客的招呼。
三
在主流媒介的宣传中，少数民族女性无不端庄秀丽，美丽的身材无不迷人心醉，独特的面孔也不断展露银屏并受到关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男子，有的已经汉化了，汉族穿什么，他们也跟着穿什么，西南少数民族的女子不一样。在银屏上，傣族女人个个都是美女，特别是当她们动起来的时候。刀美兰算得上西双版纳傣族第一个美丽活广告，凭着《孔雀舞》在大型史诗《东方红》中一跳惊人，跳遍了中国跳出了国门，舞蹈家美名伴随着西双版纳美名比翼齐飞。杨丽萍从舞剧《召树屯与楠姆诺娜》一举红透，她的傣舞惊艳世界，美名随风传扬，这一朵版纳哺育出来的神秘之花，瓣瓣充溢着山水森林的灵性。看舞台上杨丽萍一个人跃动，如看整个西双版纳在翩翩起舞，多好的美人美舞活广告！实际上，日常生活中傣族妇女就其个体或者局部而言并没有那么大的威慑力，但她们集体地呆在一起穿上她们各种式样的彩色裙子，就会使人产生惊艳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媒体极力渲染傣族泼水节的缘故。傣族人过泼水节，原本就是拿着一盆水，轻轻地向别人头上和身上撒去表示祝福。而今天的泼水节随着大批旅游者的“入侵”，已经彻头彻尾地演变成一场游客对傣族少女的战争了，那些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尽管已是毫无还手之力呈缴枪不杀之势，但疯狂的小伙子们决无优待俘虏之意，所以小姑娘边咧嘴大笑边仓皇逃窜之景随处可见。傣族妇女下到河里去洗浴，乃是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或者说是火热的天气使然。但重要的是，傣族妇女呆在河里洗浴的情景成了摄影师经常展现的题材，傣族妇女走到河流里去洗浴的这个过程，更像是在表演，而潜在的诉求对象就是广大的男性观众。
现代传媒塑造出“快乐而美丽”的少数民族妇女形象，充分彰显了商业炒作的主导倾向。在滇西北那片神奇的高原上，尤其是在那个迷人的泸沽湖畔，那些美丽的摩梭少女在日月山光中歌唱着、劳作着，在妩媚的山月下自由地走婚。环泸沽湖周围摩梭人的“奇风异俗”一经外界传媒的大肆渲染，便成为众多都市游客向往的目标，他们都想看看这原始的性乐园和性天堂到底是什么模样。摩梭人旅游业的一大卖点就是他们的走访制习俗，外界传媒在报道摩梭人时，都把焦点放在这种习俗上。这些传媒对走访制的渲染把摩梭人村寨刻画成了一个原始的性乐园和性天堂，这对于都市游客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到泸沽湖的游客都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其中更有些游客，特别是男性，期望能有走访性关系的体验。面对游客的误解，旅游业最为发达的落水村民众开始不自觉地用“专一”这一形象和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游客大量涌入落水村的情况下，村民对待男性和女性与游客发生走访性关系的态度也大有差异。年轻的摩梭女性进入公众活动场所时，大多会遭到无知游客的骚扰和纠缠，有的游客要强行与年轻的摩梭女子发生走访性关系，而有的男子则想付钱让摩梭女子陪他们过夜。摩梭女性为了避免碰到类似的情况，除了工作(如划船、牵马、卖烧烤等)以外，不常在公众场合出现。当地社会舆论对女子与游客交往也限制较严，在牵马或划船时，女子可以和游客就走访性关系的内容开开玩笑。但如果摩梭女性与男性游客交往过于密切，社会舆论往往就会给其扣上“乱”、“随便”的帽子。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对摩梭男性要宽容得多，摩梭男性与女性游客交往相当自由，也没有太多心理负担。落水村就有摩梭男性与女性游客发生走访性关系的例子，游客更是乐于谈论此类事情。而且，落水村的摩梭男性已经把与女性游客发生走访性关系当成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他们在谈论这种关系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西南民族传统仪式的客体化在已经离开乡村的人当中尤其普遍，他们住在汉人当中，跟自己的家乡相隔甚远，对于已经忘却的文化精华开始有一种浪漫的怀旧情绪。这一仍然可以复苏的过去的主要象征就是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载歌载舞的民族姑娘。他们把这样的姑娘当作民族文化的象征具有特殊含义，因为跟主导文化相比，这是他们本民族的象征，而不是主导文化的一部分。至少一些民族并不是表述中沉默的客体，而是塑造自我表述中相当活跃的主体。比如说杨二车娜姆虽是摩梭人，但她所展示的摩梭文化更多的是主流媒介因猎奇与商业卖点塑造出来的景观。《走出女儿国》一书在1997年4月出版，副标题是“一个摩梭女孩的闯荡经历和情爱故事”，封面是杨二车娜姆身穿低胸吊带红色上衣的性感照片，紧接着的二十多张彩色照片大多为娜姆与多位外籍男友亲昵拥抱或个人的性感照片，没有任何一张是介绍摩梭文化风俗的，很明显整本书的卖点在于“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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