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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文学艺术与关羽信仰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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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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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至庆历年间，掀起了一股重整儒家纲常的思想文化潮流。欧阳修重修《唐书》、《五代史》，其主要动机就在于以春秋笔法褒奖王室，激励忠臣。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其意旨即在“尊王攘夷”、“诛乱讨贼”。[21]（《文献通考》）在这股思想潮流中关羽这位历史上的忠义典范自然成为赵宋儒学之士重点塑造的光辉榜样。
北宋时期民族斗争的激烈和正统观念的强化，使表彰关羽的价值取向逐渐从英勇善战转移到恢复汉室上。郑咸在《元祐解州重修关庙记》中说：“谓侯英武善战，为万人敌耳。此不足以知侯也。”郑咸认为，关羽明儒家义利之辨，“抗强曹而助弱刘”，完全出于正统思想的驱使，因“先主固刘氏之宗种”。[22]（《关帝志》卷3）这样，关羽成为一位深明正统大义的儒将，在三国纷争之秋践履儒家纲常伦理，正其义而明其道。
宋室南渡，中原沦丧，蒙元灭金而代宋。政局的变化并未改变表彰忠义的时代思潮。金、元儒士同宋儒一样渲染和增饰关羽的忠勇大节，发掘关羽事迹中蕴藏的忠义精神。金初南涛在《解州重修关庙记》中提出关羽的“忠义大节，非战勇可方”。[22]（《关帝志》卷3）金末郝经在《汉义勇武安王庙碑》中认为，“武安王始终守一义，尽心于复汉”。[13]（《郝文忠公集》卷33）元末同恕《关侯庙记》颂称关羽，“精忠大义炳如日星，奇功伟烈书诸信史，操百诱而不动，事备千险而不移，其遗灵余音助发人心于无穷”。[15]（《榘庵集》卷1）胡琦编辑《关王事迹》的动机在于表彰忠义，教化百姓，故李鉴在《题刻胡琦新编事迹序》中说，此编“使后之为臣为子者知所竞劝，其系于纲常世道者非浅也”。[22]（《关帝志》卷3）在宋元儒士们的儒化下关羽被美化为忠孝仁义的楷模，纲常伦理的活教材。
关羽作为儒家“忠义”思想学说的践履者，不仅为宋元儒士所注重，而且为宋、金、元朝廷所重。据现存文献资料，追赠褒封关羽始自宋朝。《宋会要辑稿》载：“蜀汉寿亭侯祠，一在当阳，哲宗绍圣二年(1095)五月赐额‘显烈’，徽宗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封武惠公，大观二年(1108)进封武安王。”[16]（《宋会要辑稿》礼20之29）关羽本为亭侯，通过宋徽宗的三次加封而迈出了由人到神的关键一步，被宋朝编入《正祠录》，成为国家崇祀的正神。至南宋，关羽又得到两次加封：第一次建炎三年(1129)，高宗敕封“壮缪义勇王”。第二次是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加封为“英济王”。[23]（《天府广记》卷9）这两次加封关羽主要是出于政局的需要。高宗在诰词中称颂关羽“肆摧奸宄之锋，大拯黎元之溺”。[22]（《关帝志》卷3）孝宗在制词中盛赞关羽：“生立大节，与天地以并传；没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金、蒙时期对关羽的信仰和崇拜是对宋朝文化的直接继承。金朝虽未给关羽增添新的称号，但宋朝加封关羽的各种称号都为金朝所接受。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设置“镇伏邪魔护安国刹”伞盖，以关羽为“监坛”。[24]（《元史》卷77）文宗天历元年(1328)加封关羽为“显灵”二字，并“遣使祠其庙”。[24]（《元史》卷32）至此，关羽的爵号已达“壮缪义勇武安显灵英济”十字。
在古代落后的信息传播渠道下儒士著书立说、朝廷褒赠加封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而文学艺术作品对关羽祟拜的形成却起到了学术论著、朝廷褒赠无法比拟的作用。宋元时期的三国影戏、三国小说、三国平话、三国戏剧等对“关忠义”的宣传则是寓爱恶于情节之中，语言生动通俗，情节起伏有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乡民村夫，皆喜闻乐道，起到了表彰关羽的奇效。其中《三国演义》对“义绝”的成功塑造和传播更是无与伦比的，正如清人王侃所说：“《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25]（《江州笔谈》下）
关羽信仰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都不可低估。在国家破碎、民族危亡之时，它总是激励着忠臣义士以身殉国、誓死不二。岳飞在抗击金军南下时以关羽自期，曾说：“使后世史册知有岳飞之名，当与关羽、张飞辈功烈相仿佛耳。”[26]（《金陀续编》卷28）明初方孝孺崇拜关羽，盛称关羽“忠烈”，[27]（《逊志斋集·关王庙碑》）遂能在“靖难之变”中以牺牲十族的代价换以忠臣名节。抗战时期，马少波编成现代戏《关羽之死》，劝导顾全大局，抗日除叛。在和平时期，它又是维持国家稳定、社会安宁的精神力量。这在清朝处理蒙古问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诸部，因与蒙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谊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焉，于是累封忠谊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时以蒙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羽。三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端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28]（《小说考证·拾遗》）它还是公正廉明的镜子。据刘廷玑《在园杂志》，康熙时河道总督张鹏翮每与僚佐论事，发现略有私曲者，即拱手说：“关夫子在上，监察无遗，岂敢循隐。”若有以私干政，即说：“周将军刀锋甚利，尔独不惧邪！”关羽崇拜也是明清时期民间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遍布城乡的庙会就是其集中体现。时至今日，关羽信仰仍有积极的意义，“仁义忠信”的劝导作用与“公民道德建设”应该是相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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