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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文学艺术与关羽信仰的形成

时间:2009-8-8 16:47:54  来源:不详
术作品与关羽信仰的形成
    宋元文学艺术作品对关羽信仰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促进和加速作用。这种作用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1.直接定型了关羽的神像,确定了关羽的祭日,提出了关羽的神号
    关羽神像早已模式化:面如重枣而多须髯,丹凤眼,卧蚕眉,唇若涂朱,一手执《春秋》,一手捋长须,身旁还有关平捧印,周仓扛刀,或有坐骑赤免马。这神像就是在宋元时期三国文学艺术作品中定型的艺术像。
    关羽在三国时代确有画像。据《三国志》,曹丕“先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薨”。[6](《三国志·于禁传》)这是有关关羽画像的最早记载,但这幅“关羽战克”画像并没有流传下来,《三国志》也无更多的文字描绘。唐朝五代出现了关羽神像。但唐时荆州玉泉寺供奉的关羽神像没有保存下来,董侹重修玉泉山关庙记》也无神像的描绘文字。后蜀时著名画家赵忠义应敕创作的《关将军起玉泉寺图》没有流传下来,宋人黄修复《益州名画录》对此图的文字描绘亦不及关羽神像本身。洪迈《夷坚志》描写潼州治所西北关云长庙中的神像是“黄衣急足,面怒而多髯,执令旗,容状可畏”。[10](支甲卷9《关王幞头》)虽然这是迄今所知道的最早的关羽神像描绘,却与今天我们见到的关羽像相差甚远。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关羽神像是宋元文学艺术作品依据历史的点滴记载塑造出来的。《三国志·关羽传》载,关羽“美须髯”,有关平、关兴二子,其中关平随父征战,同死临沮。又据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这就是说,关羽读《春秋》,面多须,以及关平侍从,皆有史书依本。至于使用何种兵器和侍从姓名,陈《志》裴注中皆无记载。在宋元文学艺术作品中关羽的侍从为周仓,《山西通志》中还有《周仓传》。元人鲁贞《武安王庙记》已有语:“乘赤兔兮从周仓。”[11](《桐山老农文集》卷1)至于兵器,白马之役“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此“刺”字,当是对剑、枪而言。唐人郎士元诗中亦有“一剑万人敌”之语[12](《全唐文》卷248《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到了宋元,关公使用大刀被确定,《三国演义》正式给这口大刀定名为“青龙偃月刀”。在元杂剧和《三国志平话》里大刀成了关羽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直接影响到祭祀关羽活动,郝经《重建义勇武安王庙记》记载,庙会的祭关就是“长刀赤骥”。[13](《郝文忠公集》卷33)
  

  赤兔马:《三国志·吕布传》载“布有良马,曰赤兔”。即赤兔马是吕布的坐骑。《三国志平话》中赤兔马仍为吕布所有。但在元代杂剧中赤兔马成了关羽的坐骑。杂剧作家马致远创作的《般涉调·耍孩儿》曲内有云:“这马知人义,似云长赤兔。”《三国演义》对赤兔马进行了十分合理的处理,即吕布伏诛后曹操将它转赠给关羽,以达到拉拢关羽的目的。从此,赤兔马一直为关羽坐骑。临沮之难,赤兔马绝食而亡。
    关羽神像在宋元固定下来。《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和三国戏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三国志平话》介绍:“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便生怒恶。”当时盛行的三国历史戏剧中的关羽艺术像与平话完全一致。关羽角色戏中其“穿着”完全相同,即渗青巾,蟒衣,红袍,项帕,直缠,褡膊,带剑,三髭髯。《关云长单刀劈四寇》说,关羽“生的面如挣枣色,卧蚕眉,长髭髯,金盔金甲,骑一匹黄膘马,挈一柄青龙偃月三停刀。”《关云长大破蚩尤》中关羽还被蚩尤称为“红脸汉”。这些三国戏中的关羽艺术形象影响着祠庙里神龛塑像。元末鲁贞作《武安王庙记》云:“乘赤兔兮从周仓。”[11](《桐山老农文集》卷1)四库馆臣因此责其“引用俚语,殊乖大雅。”[14](《四库全书总目》卷168)其实,这正是宋元关羽像的真实描绘。
    五月十三日是祭奠关羽的传统节日。明清时朝廷和民间都在这一天举行祭祀关羽的活动。至今海外华人仍保留着这一天祭祀关羽的习俗。实际上,五月十三日祭奠关羽也是宋元文学艺术确定下来的。遍检历史文献:五月十三日既不一定是关羽生日,也肯定不是关羽死期。这个祭日纯系宋元杂剧提出来的。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中玉泉寺长老说,关羽一年内享有三祭,即四月八日、五月十三日和九月十三日。这是宋元民间祭祀关羽日子的真实反映。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记》描绘金朝祭祀关羽的盛况说:“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同恕所作巩昌府仁寿山《关侯庙记》中证实,金元时期除巩昌府因特殊原故于五月二十三日祭祀关羽外,其他州县均在五月十三日祭祀关羽。[15](《榘庵集》卷1)到明清时这个祭日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以之为关羽生日。梁章钜《归田琐记》明确说:“今时以五月十三日为关帝生日。”[9](卷7《三国演义》)
    不仅关羽的神像和祭日是宋元文学艺术作品确定的,关羽的许多神号也是宋元文学艺术作品提出来的。“崇宁真君”是关羽的第一个神号,研究者误认为它是宋徽宗赐予的,实际上就是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率先提出的。后来剧情被《汉天师世家》和《三教搜神大全》等道教文献编入,造成广泛的误识。事实上,《宋会要辑稿》留下了宋徽宋加封关羽为武惠公、武安王的原始记载,却无“崇宁真君”之封。[16](《宋会要辑稿》礼20之29)
    2.拔高了关羽的地位作用,掩盖了关羽的自高缺点
    文学艺术的灵活性使关羽骄矜寡谋的弱点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掩盖,而忠义武勇的优点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彰扬。在宋元文学艺术作品中,关羽的政治地位被大大抬高。在《三国志平话》中集中体现在两处:其一在汉献帝命刘备等人除奸的“衣带诏”上有了关、张二将的姓名,用以突出关羽在匡扶汉室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二,在决定蜀汉皇位继承人时关羽具有一语定乾坤的影响力。刘封为长,而刘禅为嫡。诸葛亮对此不置可否,群臣议论不定。只得遣人到荆州去问关公,而关羽以“立嗣从嫡不从长”一语决定了蜀汉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如此处理的妙处还在于大大减轻了关羽丢失荆州的罪过。刘封闻关羽定嗣之言,折箭而誓曰:“异日此仇必报!”后来关羽被东吴袭击而求援时刘封挟私仇而置国家大局不顾,拒发援兵,导致关羽败死。
    在本文所举十三种戏剧中前十一种关羽无疑都是主角,后两种关羽仍是重要角色。宋元艺人着力塑造的关羽形象不仅是一位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儒将,而且是一个法力无边、助国救民的神祇如在《关云长大破蚩尤》中他战胜了其他神将不能制服的蚩尤,因此百姓享祭,朝廷建庙加封。《关大王三捉红衣怪》原本早佚,但据此演化而来的清代京戏中的《关神捉妖》,演书石山风魔洞中九尾仙狐化身美女迷惑少年周德龙,众道士治妖不成反被捉弄,吕洞宾出面请老祖关神下降制服了九尾仙狐。这些神怪戏对关羽形象的再造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关羽信仰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3.增添了关羽的“儒者气象”
    不管关羽的神龛造像多么儒雅,历史上的关羽毕竟是一介武夫,没有文字著述传诸后代。各部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官私藏书目录均无著录,《宋史·岳飞传》还明确说:“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这同宋朝“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和社会风气是格格不入的。而当时有关关羽的文学艺术作品正好弥补关羽形象的这一缺陷,从而使关羽允武允文,更加完美。
    据裴松之《三国志注》引《江表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宋元文学艺术作品据此演绎关羽的“儒者气象”,《三国志平话》介绍他说:“喜看《春秋左传》。”杂剧中关羽每每自报门户:“一介寒儒。”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羽儒将风度十足。无名氏《关大王月下斩貂蝉》中关羽夜读《春秋》并从中悟出貂蝉与董卓父子皆为汉室乱贼。宋元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塑造了关羽外在的儒者形象,还为增加关羽内在的儒者气质提供了素材,伪托关羽的著作相继问世。巴郡胡琦编辑的《关王事迹》是这一时期儒化关羽的集成之作,其《序》介绍此书内容时说:“以本传为主”,由神像图、世系图、年谱图、司马印图、寿亭侯印图、大王冢图、显烈庙图、追封爵号图八图和录异、制命、碑记、题咏四门构成,共五卷。明代吕柟的《义勇武安王集》六卷和清朝钱谦益的《义勇武安王集》八篇实源于此。《关王事迹》收录有八封关羽书信,即《上张翼德书》三首,《与陆逊书》一首,《与张辽书》一首,《与曹操书》三首,总计二千余字。但此八篇既不见引注,又不见著录。其中《三上张翼德书》露出破绽。史传皆作“益德”,三国戏曲和《三国演义》称“冀德”。与张飞信中云,“操之诡计百端,非羽智缚,安有今日,将军罪羽,是不知羽也”。此在辩解“华容释操”事,正是《三国演义》的情节。至明清不仅出现了关羽的《忠义经》、《觉世经》,而且在徐州铁佛寺出土了关羽的书画作品,使关羽的“儒者气象”更加突出。

四、宋元文学艺术表彰关羽的社会文化背景
    宋元时期为何要大肆表彰关羽?表彰关羽又为何要借助文学艺术形式呢?这是探讨文学艺术与关羽信仰形成之关系不能回避的两个相关问题。
    宋元表彰关羽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安史之乱”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罕见的混乱局面。欧阳修《新五代史序》形容五代政权更替频繁说:“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暴至富贵的五代军阀公然喊出这样的口号:“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为之尔!”[17](《新五代史·安重荣传》)赵翼总结出李存勖为晋王时所率一军之中先后出现了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废帝李从珂、晋高祖石敬瑭和汉高祖刘知远五位皇帝。[18](《廿二史札记·一军五帝》)所以,宋人范俊在《五代论》中说:“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19](《香溪集》卷8)自汉朝以来历代儒士和君王反复倡导和竭力维护的专制统治秩序荡涤殆尽。
    重建封建等级秩序是儒士们的首要任务。士大夫们确信“人主与士大夫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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