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莱布尼茨与歌德都具有世界文化意识，他们的文化心态都很少有民
族偏见，这是十分可贵的精神财富。但由于两人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
思想观点也存在着差别。
    从研究的角度看，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超过歌
德；但从建构世界文化的理性认识上看，莱布尼茨不及歌德。《致德雷
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一文，主要是批判龙华民对中国文化的观点。
强调说明了中国哲学中“理”的概念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概念是相容
的，是支持利玛窦派耶稣会士的观点。因为龙华民认为中国人的“理”
与“天”与基督教的上帝毫不相干，龙华民是把儒生作为无神论者看待
的，而莱布尼茨的看法正与此相反，因此莱布尼茨每当提到孔子时，总
是强调他的思想或儒家学派的思想与基督教教义可以共容，而不是强调
两者的差别。莱布尼茨的这一看法，正确与否，我们姑且不论，但不容
置疑的是在他的思想中，宗教意识仍然比较浓重。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
出：“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
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
宗教领域内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6页）。用这
一段话来分析莱布尼茨的思想，我们也可以发现他确实具有这种二重性。
    歌德所处的时代晚于莱布尼茨。这种历史上的优越性再加上歌德本
人的素质，使他的世界文化的意识比莱布尼茨的要科学。晚年的歌德正
处于欧洲资本主义向前发展时期，科学精神和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已
经被更多的人民所接受，已经不再是某些少数民族所专有。歌德本人对
宗教的厌恶和对人性的热爱，使他比莱布尼茨具有更高的思想境界。“
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他很不愿意听‘神”这个字眼，他只喜
欢人的事物，而这种人性，使艺术摆脱宗教的这种解放，正是他的伟大
之处。在这方面，无论是古人，还是莎士比亚，都不能和他相比”（马
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294页）。从上面的论述中，我
们可以肯定，歌德已经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这与莱布尼茨相比，思想境
界显然就更高了。
    歌德的反对者孟采尔对一向珍视法国文化并赞拿命破仑的歌德大加
贬低，在1836年出版的《德国文学史》中，他几乎是表现了对歌德的憎
恨：“拿破仑来了……歌德在做什么呢？他闭门不出，去研读中国东西，
如同他本人怡然自得地所说的那样”，这也可以做一反证，说明歌德研
读中国文化绝不是装点风雅，是与他当时的思想状态完全一致的。在政
治态度上尊重拿破仑，并对德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持冷漠态度，对中国文
化又异乎寻常的热心，这几乎成了歌德手中的一把双刃剑，劈向的是狭
隘的民族主义和德意志道德。攻击歌德是不爱国的人，他们并不了解或
无法了解歌德的真正爱国精神。
    歌德受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环境的限制，他在思想上想做的在行动上
却实现不了。“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
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
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370页）。歌德晚年已经多少
意识到这一点，也作过一定努力，想摆脱周围环境的鄙俗，但最终是以
妥协、迁就告终。我们虽然不能苛求他，但也不能一味地为他解脱，歌
德身上确实还存在有庸人的习气，所以他在世界文化理想构建上虽有重
要贡献，但在行动上就显得逊色了，这就是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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