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研究的热点，其光芒已经掩盖了单纯的文学文本美学研究。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又被引入到文学研究中，给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文化环境中，文化身份及其如何维系的问题凸现出来，又成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文化身份”，即culturalidentity。也被译为文化认同。最早是在西方英语语境的后殖民理论研究中，以斯皮瓦克和巴巴为代表的理论家提出的。即某一文化主体在文学和文化创作中所体现出的该文化的本质特征。这一主体对该文化身份的认同就是文化身份意识。人们一般在两种情况下讨论到文化身份意识。一是在进行文本比较时，面对两个在事实上不存在任何相互影响的文本时，可以追究两个文本所处的不同文化语境。从文化这一根本上寻找两者的差异，然后在审美上寻求本质上的相同点。比如近年来有学者对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进行的比较文化研究。二是在跨文化语境下进行的文学研究。两种或多种文化有着直接联系，文化之间发生相互交流、融合甚至冲突，在这一语境下，某一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文化的环境中是如何体现及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在国内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意识及女性文化身份意识三个方面。
    
     在我国这样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中的民族同时具有“民族”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的含义。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他们创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在国内是以本少数民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区别的文化身份为主，而当他们本人或他们的作品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交流时，他们在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外，又同时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共性具有了民族国家文化身份意识的意义，并且在事实上代表的正是民族国家。例如，藏族作家意西泽仁1994年访问南斯拉夫并参加国际作家会议。在访南期间，发现这个国家是一个充满诗歌的国度。从古代的国王到现在的普通百姓都喜爱诗歌的创作和欣赏。他们的文学会议和政治性纪念活动都以诗歌为主。这让意西泽仁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共鸣。他联想到在中国藏族地区，诗歌也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并且以民歌、佛经、格言诗、史诗等形式流传。他在广场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了他所创作的一首在中国藏区广泛流传的汉语藏族情歌《姑娘的心空了一半》，引起了这个斯拉夫民族的共鸣，受到了南斯拉夫民众的热烈欢迎，这就是他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体现。但他的访问活动都是以中国作家的名义进行的。并且他与其他作家们交流了中国文学文化、中国当今的政策和发展情况等，代表的是中国这一民族国家。
    
     在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藏族是最具代表性的。它有十分鲜明的民族特点，有雪域高原作为其相对集中而且富有特点的民族聚居区。藏族在历史上一直有相对独立的民族、民间文学，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比如《格萨尔王传》、《西藏王统记》、《仓央嘉措情歌》、《猴鸟故事》等和文学理论上对印度《诗镜》的翻译和补充阐发等。在进入当代文学领域后，藏族文学界涌现出了数量可观并且成就卓著的作家群，他们大多都在藏区生活成长，生活在藏汉杂居或是内地汉族地区，受过汉族文化的影响，并且用汉语从事写作。这样，他们不仅具有了我们文化身份意识定义中的典型性，也有足够的汉语文本供我们研究。因此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成为了本文讨论的重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在整个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研究中具有了代表意义。
    
     然而，对于文化身份的界定是建立在对文化的区分上的。但当我们将研究的视角放到藏族文化这一概念上的时候，发现在我们现有的资料中，对于藏族文化的界定是模糊不清的，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它们的范围之间差异极大。所以我们在展开研究前，确乎有必要将藏族文化这一概念进行比较准确的全面的界定，以便我们在对于与之相关的文化、文学现象时能够有所依据。
    
     藏族的先民早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上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徐旺生先生根据童恩正先生的研究结论撰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青藏高原和附近地区可能才是人类真正的起源地。青藏高原的先民们留下了早至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进入了有史可查的文化社会。大约在秦汉前后，原居西北高原的羌氐系原始族群南迁，与当地先民融合形成了现在的藏族。
    
     在英语中，藏族和西藏都被称作Tibet，藏族人、西藏人、藏族的、西藏的在英语里统统叫做Tibetan。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国外的研究人员将藏族文化和西藏文化当成同样的概念，用西藏文化来定义藏族文化。藏区根据文化差异分为卫藏地区（西藏）、安多、康区。在地域上，分为上部阿里三围（卜让、古格、芒域）；中部卫藏四翼（首翼伍茹、左翼腰茹、右翼叶茹、支翼茹拉）；下部朵甘六岗（玛杂岗、伍保岗、察娃岗、欧达岗、麦堪岗、莫雅岗）。新中国重新进行行政区划后，藏区主要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五省区。西藏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治区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5％，生活着全国一半数量的藏族人。在历史上西藏（元朝中央开始管辖藏区以后至清朝以前称乌斯藏）都不是指的整个藏区，而是其中的一个统治区域。青、川、甘、云四省的藏区面积和人口加起来都跟西藏不相上下。所以西藏是不能总括整个藏区的，何况藏区各部分在文化、语言、服饰、习俗上都有差异，单用西藏文化来概括整个藏区的文化也是不合适的。
    
     藏民族全民信教。佛教在藏区地位非常特殊，藏传佛教在全国闻名，北京建有藏传佛教的寺庙雍和宫，在北海和颐和园也都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建筑。因此有人就将藏族文化定义成佛教文化甚至是寺庙文化。这种说法在我们日常能读到的文章中比比皆是。我认为也是不准确的。佛教传入藏区的时间没有定论，但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观点：一是《布敦佛教史》中记载拉脱脱日宁谢王在位的时候（即松赞干布前五世，约公元前六世纪），一是松赞干布时期，迎娶尼泊尔和汉地两位公主时候。佛教在藏区确立地位是在公元八世纪赤松德赞在位时期，标志是桑耶寺的建立和“七觉士”的出家。但是这时候佛教的影响仅仅在贵族中间。直到公元十世纪到十四世纪，佛教才走进了人民群众的信仰中。所以对于将藏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相等同的说法，且不说这一说法是否准确，佛学在藏族“五明之学”中所占多大的比重，单在时间上就是不完整的。因为从公元前三世纪藏族有史料记载的文化到公元十世纪，藏族社会以苯教信仰为主，这段文化也是十分丰富的，奠定了整个藏族文化的基础。所以用佛教文化来概括就忽视了这一时期的灿烂文化，也是不足取的。
    
     有的人虽然考虑到了藏族社会在公元十世纪以前是苯教文化为主的文化形态，但是因此就把藏族文化定义为宗教文化，我觉得仍然不太准确。宗教是影响藏民族文化的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很多科学知识也是在寺庙里被教授的。但是宗教毕竟不能代表文化的全部，寺庙内有教授科学知识的课程也是因为藏区农牧民大多不识字，有文化的人主要集中在寺庙里这一特殊社会现实造成的，与宗教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我们把藏族文化仅仅看作是宗教文化的话就会漏掉很多重要的因素。而且长期以来，藏族的许多其他方面丰富的文化财富的确就是被宗教的光环所遮蔽，在研究者眼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受到充分的研究。
    
     近年来还有一些藏族学者将藏族文化定义为“五明之学”。五明之学分为大五明和小五名两种，也可以称作是“十明之学”。“小五明”指的是“诗”（词藻学）、“韵”（音律学）、“修辞”（修辞学）、“歌剧”（戏剧学）、“星算”（星算学）。“小五明”是被要求在寺庙里所有僧人都要学习的基础课程。“大五明”指的是“声明”（声律学）、“因明”（正理学）、“内明”（佛学）、“工巧明”（工艺学）、“医方明”（医学）。“大五明”是被要求在寺庙中被专攻的高层次的学科。由此可见，五明之学主要指的是知识意义上的文化，简单地用它来定义藏族文化的话，就忽视了观念形态上的文化了。同样就像我们不能说“礼、乐、射、御、书、数”就能定义中国古代文化了一样。
    
     至于还有人将藏族文化直接称为“游牧文化”的说法，我认为更是使得藏族文化与其他邻近的文化之间在定义上没有了区别意义。
    
     以上各种观点之所以被我否定都是因为它们概括得不全面，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单独用来定义整个的藏族文化。真正的文化，是深存于历史过程中并被这个历史自觉不自觉传承的，并且客观地存在于人与自然世界、社会关系中那些相对稳定，而不易变易的，被人类的自觉意识发现，而且经常应用于生活中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交溶，存在于人类意识的先天成份中。表现在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口承文化、节日文化、居室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交通文化等各个方面。我所定义的藏族文化，吸收了原有的概念，并且努力使它能够全面的概括藏族文化的情况：藏族文化是以原始苯教和佛教为依托和指导，建立在杂粮－牧畜生产模式上的，一直受到汉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文化。
    
     在藏族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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