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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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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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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脱之道”，“其中人物，多为此欲所困苦，贾宝玉初亦备尝男女之欲的苦痛，其后弃家为僧，否认生活之欲，是为解脱”。[3](P33)在王国维看来，人生即欲望；欲望即生活；人的欢乐痛苦皆由于欲望所致。而一切欲望之中，男女之欲压倒一切。《红楼梦》的高人之处就在于将此高深的哲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此论一出，开辟了研究《红楼梦》的新视角，为许多人所赞许。1910年，王国维又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人间词话》，以其独特的美学思维，按照“意境”的基本思路，从“自然境”、“心境”、“心物境”等多个侧面轻松自如地评说了中国诗词的演变历程。1913年，王国维写就了《宋元戏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在追述了宋以前的戏曲渊源之后，对宋代的滑稽戏、小说杂戏、乐曲以及元杂剧、元剧的结构等作了全方位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经典之作。时人评论此书是前无古人，“虽不敢云后无来者”，但想超越极为困难。[13]（第1卷第3期）平心而论，王国维这些学术成就，不仅初步奠定了他崇高的学术地位，也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界增加了新的亮点。
三
中国近代许多新学科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初步确立的，例如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军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即使像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虽然出现较早，但比较规范的学术研究，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才起步的。这些新学科，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起了意想不到的分解作用，也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增加了新内容，推进了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进程。
1.社会学。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一些维新志士已经注意到了西方的社会学，并零星地有所介绍。严复1898年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群学肄言》，发表在天津的《国闻报》上，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标志。但此书1903年才由文明编译局出版。而章太炎所译的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则在1902年由广智书局出版，较严复将社会学译为“群学”来讲，章氏的社会学影响面要广得多，并最后被全社会所接受。章太炎对社会学情有独钟，认为找到了一个研究社会的新的途径，他和梁启超讨论编中国通史时，曾主张广泛吸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在《社会学自序》中称：
“社会学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借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也”。[5](P138)
这种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确打开了人们的新思路。所以，社会学在清末民初迅速传播。就在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1903年又出版了市川源三易的《社会学提纲》，1911年还有一本《社会学》问世。与此同时，不少报刊经常出现介绍和研究社会学的论文。1906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学堂要设立社会学的课程，1908年在上海圣约翰大设立了社会课程，聘请一位美国教授讲授。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设社会学课程，1916年章太炎的学生康心孚被聘为北大社会学教授，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学的学术地位。清华学堂在1917年也设立了社会学课程。个别的留学生如朱友渔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于1911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所写的博士论文《中国的慈善事业》，颇有见地。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陶孟和，师从著名社会学家霍布浩斯和韦斯托马克，著有《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生活》，归国后任教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领头人。到30年代前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其发源点则是辛亥革命时期。
2.哲学。传统的中国学术研究虽然早已包含了哲学的内容，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系统的哲学研究门类。哲学真正作为近代的新型学科，起源于清末民初。这是西方哲学逐步传入的结果。据现在所掌握的较为可靠的资料来看，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始于1595年利玛窦在《天学实义》里将欧洲哲学翻译为理学。1623年，艾儒略在《西学凡》一书中，同样将英文的philosophy翻译成理学。此后的三百余年间，虽然也有一些书籍把西方哲学译为“性学”（超性之学）、“爱知学”、“智学”等，但理学最为流行。最早将哲学一词介绍到中国来的是黄遵宪。他在1885年初刻本的《日本国志·学术志》里，讲到日本东京大学的学科分类时，使用了“哲学”一词。[14]（第32卷，P10）1898年康有为在上奏光绪皇帝的《请开学校折》中也使用了“哲学”一词。1899年6月出版的《清议报》第23期，报道了梁启超在东京参加日本哲学会的消息，梁还在会上介绍了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泰西哲学”的情况。后来在梁启超的论著中，“哲学”一词的使用就习以为常了。到1905年前后，许多中文报刊都较多地采用“哲学”这一术语了。
“哲学”一词，本为日本人西周助所创。1870年，他在给学生讲解西方哲学时指出：“哲学是诸学的统辖，诸学皆一致归哲学统辖”，哲学是“诸学之上学”。[15]（第4卷，P145）由于这个概括比较合理，迅速为日本学界所采用。赴日的中国外交官、学者和留学生也受到了影响，把“哲学”一词介绍到了中国，很快为社会所接受。清政府甚至把哲学看作传播自由、民权的有害之学，在1903年制订的《学务纲要》中公然删掉了哲学这门课程，禁止在大学堂开设。为此，王国维著文反对，指出哲学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宣布“哲学非有害之学”。[16]（第3卷，P47）与此同时，王国维、蔡元培等努力钻研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勃兴奠定了基础。王国维早在1899年就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尤其注意研究德国哲学，深受叔本华的影响。1902年翻译了日本人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同时译有《哲学小辞典》。1903年后，他陆续写出了《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等论著。他深深为哲学的深奥所吸引，称哲学为“伟大之形而上学”，又常常为哲学的艰深所困惑，称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3](P38)1905年后，他虽然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文学方面，但其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奠基之功是显而易见的。蔡元培较王国维早一两年钻研哲学，自称“丁戊之间(1897-1898)，乃治哲学”。[17]（第1卷，P126）他也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研究有素。他在1901年就发表论文，把哲学视为所有学科的“统合之学”。1903年又写出了专著《哲学要领》，对哲学的源起、定义、总念、类别、方法、系统等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哲学是“形而上学”或“太极之学”：
“自科学观之，则哲学者，科学原理之原理也，故为科学之科学，亦谓太极之科学。其所以太极者，有三证焉：一、关于形。形者，自人间之知识比较而得之，而哲学则包举一切之知识也。二、关于质。质者，即万有之现象而归之原质之所表示，然而此原质者，又不过一本质之所表示，哲学者之所以发明此本质者也。三、关于知识之主体。对于客体而为主体，此对待世界之言也，准于哲学之原理，则此主体者，亦其本质所表示之机关而已。是故哲学为太极之科学”。[17]（第1卷，P179-180）
在20世纪初年，这是对哲学最清晰而完整的概括。它标志着哲学这门新型学科已经为先进的中国学者所掌握，民国初年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就顺理成章了。
3.教育学。教育学在20世纪初年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大量新学堂的涌现，研究教育的杂志和图书、论文逐渐增多。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1901年，王国维主编了我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对教育的基本理念、教育学研究的范畴、教育宗旨、教育体制、教育改革、课程设置、教师素质、学校管理等都进行了研究，还就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先大量办小学、还是努力建大学展开了讨论。此后又涌现了《教育研究》、《教育》等有影响的杂志，使教育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教育研究》由江苏教育会创办，他们一边定期开教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一边在该杂志刊发学术论文，讨论的问题不仅广泛，且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黄炎培等著名教育家的影响下，将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实际较好地结合起来。《教育》是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专业杂志，重点介绍日本和西方的教育理论，同时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提出建议，有不少新的创意。民国初年，教育学的研究又有较大的进展。
4.军事学。近代军事学的真正确立也在辛亥革命时期，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时期虽然介绍了一些西方的军事理论，也有一定的军事实践，但并没有对近代军事学展开研究。清末民初，大批留日学生学习军事，蔡锷、蒋方震等于军事学颇有造诣；黄兴等近代军事家的涌现，为军事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武备杂志》、《武学》、《军华》等专业研究杂志的涌现，直接推进了学术上的研究。《武备杂志》是北洋武备研究所所创办的一个学术刊物，专门研究军事理论、部队编制、武器装备、部队演练、军事教育等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注意介绍日本、德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情况，直接服务于北洋新军的编练。《军华》创刊于1911年，为北京的军国学社所办，专门研究军事战略和军事技术，所刊《对于西北边防之研究》、《统计与军事之关系》等学术论文，至今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武学》创办于日本东京，集中反映了弥漫于留学界的军国民教育思潮。该刊除大力宣传“以军强国”、“人人皆兵”的政治观念外，还着力进行具体的军事教育、军事技术、军事武器和战略战术的研究。如《骑兵战术论》、《步兵教育之绪论》、《海军战术论》、《炮兵使用之原则》、《说宪兵》、《军舰之类别及性能概论》、《战时给养说》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表明，那时的军事学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5.政治学。政治学在近代起步较早，从一定意义上讲，早期改良主义以及戊戌维新派的政治改革都涉及到了政治学的许多问题，包括孙中山的一系列政治主张，也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认真探讨政治学的基本原理，还是起源于20世纪初年。1900年后，大批留日学生对政治和法政的研究以及立宪运动的具体推动，使政治学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深度。从《政法学报》和《法政杂志》两份学术刊物来观察，其研究范围，一是对西方和日本的法政理论加以介绍和评论；二是对政治体制、宪法、三权分立、基本法律等加以具体地探究；三是结合中国的实际，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游戏规则和一些法规。其中强调最多的是三权分立和以法治国。《政治学报》的一篇文章讲：
“有宪法则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有应享之权力、当尽之义务，两不相侵，而国本斯固矣；有行政法则官不能滥用职权以自私，民亦不能违反命令以自便，朝政乡治，互相联络，而机关斯灵矣；有刑法则犯罪者知所儆惩，被犯者得以昭雪，社会无破坏现象，而秩序斯立矣；有民法则民间事事物物，各有当循之规则，无论智愚强弱，皆不能有所异同，则人权斯平矣；有商法则交易一准信用，不能有虚伪之迹，而实业斯兴矣；有诉讼法则原、被告得各尽其情，不能有隐蔽之患，而刑法斯中矣”。[18]（1903年第1期）
这样的研究具有现实感和学术深度，为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自然科学。相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讲，自然科学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普及面要更广一些，刊发的学术文章也更多一些。这和近代中国人关注西方自然科学较早有一定的关系。洋务运动时期新设的20多所洋务学堂都开设了自然科学的课程，也创办有《格致汇编》等杂志，虽然没有形成气候，构建为一个新的学科，但打开了“格致学”扎根中国的通道。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如蔡元培、王国维等都一致同意把格致学改称理学，这相对科学，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客观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传播。同时，在各类新学堂中普遍开设有理学方面的各门功课，大大推进了自然科学的学习。一批自然科学杂志的涌现，将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向前推进了一步。初步统计，从1900年到1915年，有影响的自然科学杂志有20多种，现择其重要者列表如下（主要依据《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5卷和《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第1-3卷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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