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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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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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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文学价值，使小说成了时代的“宠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坛；与之相配合，对文言文的批评以及白话杂志的崛起，昭示着文学的语言工具必将有一场变革；而话剧、西方音乐、绘画等的输入和传统戏曲的更新，则有力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近代化。“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在新时期的变异和新生。
扛起“史学革命”大旗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其中尤以梁影响最大。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揭开了《史学革命》的序幕。梁批评中国传统的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至少有四大问题：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际变成了24姓的家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被置之不理；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少数英雄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物的兴衰史，百姓和群体完全被排除在外；三是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所有的史书只是为死人作“纪念碑”，不能察古而知今；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旧史书只注重于单纯的叙事，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性，然后开民智，益国民。这四大问题又引申出两大弊端，即写史“能叙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6](P1)于是，中国古代的史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情感，不能起到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服务国家的目的。中国传统的史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必须改革。梁启超具体提出三项革新：第一，历史学必须叙述进化之现象；第二，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第三，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研究其“公理公例”。总而言之，梁启超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指导，试图对传统史学进行彻底改革。
章太炎对“史学革命”的看法几乎和梁启超如出一辙。在《ｑｉú＠①书》所收录的《哀清史》、《哀焚书》、《征七略》、《别录甲》、《别录乙》、《尊史》和《杂志》等论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史学观点。他认为传统的旧史学，一是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性，一般记事有余，深入分析不足，更缺少对典章制度的理论概括和演绎，至于史学批评，则基本没有涉及；二是内容单一，缺乏对科技、物质生产、文化变迁的叙述和评论，不能够反映人类文化史的演进过程；三是官修史学为主，无端歌颂太过分，浮夸习气盛而不衰，历史的真实性可疑。为此，必须对旧史学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章太炎提出的具体办法是：一、加强理性思考和理论抽象，增加史学著作的思想性和理论色彩，“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7]（第35期）二、将历史研究和现实沟通，古为今用，既讲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又“鼓舞民气”，面向未来。[8]（1902年第13号）三、扩大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讲清楚人类文明史的全貌，应把科技、风俗、宗教、文字、心理等等都加以叙述和研究。四、要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变革传统的史学体例，增强现实感和方便性，同时吸收西方史学的表现手法，“鉴古知来”。概而观之，章太炎的主观愿望是要扭转旧史学死气沉沉的局面，增加新内容，改革旧写法，使历史和现实结合，让人们在“朝后看”的过程中“朝前看”，察古而知今。
在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批判旧史、呼吁史学革新的潮流。当时的许多杂志，都发表专文，讨论“史学革命”。《新世界学报》发表数篇文章，揭露旧史学的问题，呼吁写人民的历史，讲社会的变化，学西方的史学方法，提高“史官”的社会地位和参政机会。马叙伦在《史学总论》一文中批评旧史学“实一家一姓之谱牒也”。要将这种个人“谱牒”的历史学变为国家和人民的历史学，就要像西方史学那样“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垂，动关全族，故其史为全国之史，非一姓一家所得据为私有，此文化之所以日进也”。[4]（1902年第1期）有人还提出广修方志，以实现“史者民之史也”，因为“方志者，纯乎其为民史也”。[4]（1902年第7期）陈天华还著有《中国革命史论》，以新的革命史观解析中国历史的演变，大胆提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颇有新意。不过，平心而论，这些观点难免有偏激和不完善的地方。即使如梁启超、章太炎的言论，也并非绝对正确。这里只是从总的倾向来看问题，着重肯定的是他们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对新史学的向往。因为，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学已经到了危机和新生的转折关头，不除旧布新就难以前进，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革新派，恰好充当了催生的“产婆”，使传统的中国史学发生了新的飞跃。
在批判旧史学的过程中，梁启超和章太炎互致信函，商讨按照新的理念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章太炎的具体设想大致为：通史必须通，要上下千古，浑然一体，从中提炼新理论、新思想，不要一朝一代地罗列；将典章制度的研究作为重心，“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帝王和人物不作为中心，要有所选择，只讲其中最重要者；要阐明社会的进化和政治变迁的原因及其走向；通史体裁要创新，要自成体系，特色鲜明；“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表记、记传亦居其半”。[5](P139-140)梁启超基本赞同章太炎的看法，立刻身体力行，在办《新民丛报》之余给青年才俊讲授中国历史，并将讲稿草写为《国史稿》（即中国通史），到1904年已达20余万言。遗憾的是，梁、章因政治活动频繁，社会交往太多，兴趣太广，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构想终未实现。但是，夏曾佑从1904年开始，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编写了全新的《中国古代史》。该书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仅完成从上古到隋朝的写作，但由于理论新、内容新、体裁新，被看作“史学革命”的标志性成果。该书突破了传统旧史的束缚，以进化的观念、社会变迁的理论，系统论述了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它将中国历史分为传说到周初的上古之世、秦汉至隋唐的中古之世、宋至清末的近古之世等几个时期，同时特别注重社会转变时期的研究，对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用墨甚多，见解也新颖独特。该书还注重典章制度的分析、社会生活的考察以及民族的形成、思想的递进、风俗习惯的变异等的评说，在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在体例上，该书首次使用篇、章、节来编排，前后连贯，又相对独立。即使在文字叙述上，也革新求变，和旧史书大相迥异，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文体。总之，《中国古代史》是近代新史学的拓荒之作，昭示着中国新史学的开始。令人遗憾的是，像这样的扛鼎之作，在辛亥革命时期寥寥无几。实事求是地讲，辛亥时期的史学界是学理的解放和革新的时期，而不是高水平的史学繁荣期。
“文学改良”和“史学革命”大体相近，只是涉及的面更广泛一些。1902年，梁启超在他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标志着“文学改良”的开始。梁启超一反中国传统将小说归为文学的“末流”及认为小说“诲淫诲盗”、于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正确看法，高度评价了小说的社会功能。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支配人道故”。[9]（1902年第1期）
梁启超此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批有影响的学界名流纷纷著文赞同和发挥梁的论点。夏曾佑在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原理》，把欧美、日本的强盛都归之为小说的发达。其中说：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颜。察天下之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积弊之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乎百不获一。夫今乐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10]（1903年第3期）
正是认识到了小说如此强大社会功能，学界许多有识之士才开始大办小说杂志，全力投身小说创作，同时大量翻译欧美和日本的小说作品，一时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小说大繁荣。那时有影响的小说杂志就有近20种，而且涌现了公认的《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和《绣像小说》四大权威杂志。小说的种类也层出不穷，什么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公案小说、侦探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等应有尽有。1908年后鸳鸯蝴蝶派的出现，进一步将言情小说推向了高潮。据权威人士统计，辛亥革命时期的单行本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11](P197)在小说潮的带动下，产生了公认的《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和《孽海花》四大谴责小说，这标志着那时的小说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并显示出新的特点：一、在创作思想上坚持批判现实主义，贴近社会现实，反映社会问题，揭露官场及生活中的各种丑恶现象，提倡社会改革，向往美好生活；二、在创作手法上，多吸收《儒林外史》的表现手法，以短篇凑长篇，用许多相对独立但内容相近的故事合为一本大书；三、在艺术成就上显现出急就章的倾向，多数作品艺术性不高。急速变化的动荡社会，反映在小说创作上也是十分浮躁，求快而欠磨炼，难以产生学术精品。但是，从中国小说历史长河去观察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时期，由此才进入了新小说的腾飞期。
与小说繁荣互为表里的是诗歌、戏曲、音乐的新飞跃。戊戌维新时期突起的“诗界革命”，在辛亥时期又进一步发展，诗歌的爱国倾向和现实主义精神更加昂扬。黄遵宪、丘逢甲为代表的“新学诗”十分流行。设立于苏州的南社兴旺发达，还在各地设立了越社、辽社、淮南社等分社，聚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新知识分子，所创作的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而戏剧的繁荣，又促进了诗歌及文艺创作的发展。1904年出现了近代第一个戏剧专业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以此为阵地，努力宣传戏曲的社会功能，大力呼吁组织“梨园革命军”。陈独秀著文指出：戏曲是“社会改良的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9]（1905年第14期）在陈去病、汪笑侬、李叔同等一批戏曲改革者的积极推进下，不仅传统的京剧和地方戏在清末民初有较大发展，而且在1907年，随着“春柳社”、“春阳社”、“进化团”等话剧社团的涌现，话剧被从日本引入了中国，给中国戏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此同时，西洋音乐、绘画等也涌入中国。尤其是1907年音乐课正式进入新式学堂之后，伴随着学堂歌曲的发展，音乐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虽然那时的学术界还来不及对这些新生事物加以深刻的学理上的探讨，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并没有出现，但这毕竟给文艺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是值得庆祝的一件幸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改良”新潮的冲击下，中国最早的文学史也应运而生了。1904年，20多岁的北大教授林传甲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观点和方法虽然没有太大的突破，但却是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几乎与此同时，黄人用了7年的时间，在1910年完成了内容新颖的《中国文学史》，被学界视作研究文学史的奠基之作。该书受西方文化和“文学改良”思潮的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比较系统地评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改变了不少传统的观点，给小说以一定的地位，同时吸收了西方的美学理论，提出文学的真谤就是追求真、善、美，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求真明善”。[12]五四以后的文学史论著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这部文学史的影响。比黄人取得更显著成果的是王国维。他应用西洋哲学重新研究《红楼梦》，于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认为该书的主旨是“写人生男女之欲”，“及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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