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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失语症”一词突然频繁出现于文学理论之中。某种潜伏已久的不安终于明朗——人们使用这个神经病理学概念隐喻一个严重的问题: 中国的文学理论喑哑无言。相当长的时间里, 理论家只能娴熟地操纵一套又一套西方文学理论概念系统, 人们听不到他们自己的语言。在他们那里,“传统”是一个贬义词,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成了一堆无人问津的遗产, 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嘎然而止。这无疑表明了巨大的文化危机——一个民族正在丧失内涵。这种情况还能延续下去吗? 一批理论家忧心忡忡的警告不绝于耳①。
可是, 另一些理论家对于上述警告不以为然。他们觉得, 这些情绪化的表述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东西文化之争业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而且还将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每隔一段时间, 一些不甘寂寞的复古主义者就会再度露面, 慷慨地陈述一些大同小异的理论。由于过分的文化恐慌, “失语”云云甚至没顾得上详细地论证, 为什么必须对西方文学理论如此反感? ——为什么化学、医学或者生物学没有发生相似的敌意? 文学理论怎么啦?
何谓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是一种阐释文学的知识。文学理论利用一系列概念、范畴分析和概括文学, 并且从一批具体的文本解读之中提炼出普适性的命题。通常, 阐释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功能, 阐释的有效程度决定了某一个学派文学理论的意义及其价值。有趣的是, 抱怨文学理论“失语症”的不少理论家奇怪地忽略了这个问题。他们的苦恼是找不到文学理论的民族渊源, 而不是因为阐释的困难或者无效而抵制西方文学理论话语。这种疏漏没有发现一个隐蔽的逻辑脱节: 人们又有哪些必然的理由断定, 一个民族的文学只能与本土的文学理论互为表里? 事实上, 前者隐含的问题不一定与后者的阐释范围完全重合; 某些时候, 二者甚至相距甚远。相反, 异域的理论跨越海关而在另一块大陆大显身手, 这种现象在理论史上屡见不鲜。恐怕无法否认, 相对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者“意识流”, 王蒙、莫言、余华、张贤亮、残雪们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例如“道”、“气”、“风骨”、“神韵”——的隔膜可能更大一些。理性的分析承认,选择或者放弃某一种文学理论, 阐释的有效与否远比理论家的族裔重要。然而, 更多的时候, 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民族渊源视为阐释效力的前提。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逻辑脱节是, 本土的文学理论往往被含糊其辞地表述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我曾经提到导致这种混淆的复杂纠葛: “古老的民族自尊心与崭新的‘后殖民’理论共同支持这样的结论: 本土的理论更适合于阐释本土的事实; 然而,人们没有理由任意将‘本土的理论’偷换为‘传统理论’——本土与异域、古代与现代两对矛盾互相重叠的时候, 这样的偷换尤其容易发生”②。作为这种混淆的后果, 传统文化时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民族的象征。然而, 这并非一个无须论证的问题:诊治“失语症”的秘方肯定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吗?
鉴于以上理由, 我一直不想轻易地附和“失语症”之说。然而, 晚近我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失语症”之说产生的巨大效果表明, 仅仅考察逻辑的脱节无法释除众多响应者的强烈情绪。理论家的民族身份产生的意义可能比预想的要大得多。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症结。事实表明, 认可一种知识不仅意味了肯定一种观点, 同时还必须认可一种知识生产机制——理论家的族裔被当成了生产机制的组成部分。族裔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社会阶层以及他们的利益联结在一起。显然, 这个事实的发现源于一种愈来愈多的人承认的观念: 知识的生产时常以复杂的方式与意识形态互动, 真理的表述时常遭受利益关系的隐蔽干扰。这即是福柯揭示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个意义上, 仅仅证明某一个文学命题的阐释效力是不够的。人们不得不介入文学理论背后的一系列问题: 谁是这种理论的生产者? 他们拥有哪一种级别的权威? 这种理论使用哪一个民族的语言? 这种理论以哪一种形态呈现出来——一个思辨的体系还是零散的札记? 谁负责认定理论的价值? 谁是这些理论的消费者——一个严谨的教授,一个天才的作家, 一个任性的解释者, 还是一个鹦鹉学舌的异族理论家? 人们至少还必须承认, 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决定一种理论的命运。
当然, 文学理论背后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干预并非平均数。“失语症”之说表明, 文学理论的民族属性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的筹码。换言之, 重要的不仅是理论家说了些什么, 而且, 还要识别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理论家说的。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课堂教学, 不同民族的理论家享有不同的威望。这是知识形式掩盖的不平等。谈到民族与知识生产的关系时, 萨义德犀利地指出: “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③。这时, 知识生产的背后隐含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抗衡,并且与地缘政治产生复杂联系。有霸权当然就有反抗。于是, 人们开始从历史溯源之中找回民族主义主题, 并且因此期待传统文化重新介入现今的知识生产。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试图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赢得席位。一切似乎都理所当然。然而, 这种文化诉求并非天然的冲动; 许多人肯定记得, 这种文化诉求曾经埋没了很长时间。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民族是一个暧昧的问题, 传统文化扮演的是另一种相反的角色——文学理论曾经把摆脱传统文化作为成人礼。哪些历史因素的合谋重新抬出了“民族”的主题? 传统文化被赋予哪些前所未有的价值? 这种演变的背后隐藏了哪些特殊的历史脉胳? 只有将文学理论置于现代性话语的巨大矩阵中予以考察, 种种错综交织的关系才会清晰地浮现。
二
“现代性”是一个庞大的超级问题。一大批重量级的理论家正在围绕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历史分期, 文化特征, 社会制度, 美学, 思想理念, 社会财富总量, 报刊杂志, 空间的重新分割, 新的时间感, 知识范式的转移——现代性正在许多领域得到分门别类的考察。不言而喻, “现代性”这个概念表示了某种断裂: 仿佛由于一个基本的转型, 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一下子退到了远方。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驶出了地平线。显然, 人们不可能将16 世纪或者17 世纪的某一天划定为“现代性”的诞辰,琐碎的日常细节看不出一个巨大的历史跳跃。实际上, 人们更多地是从历史叙述之中认识到“现代性”的分界。甚至可以说, 理论家的叙述有意将“现代性”隔离出来, 有意强调一种全新的感觉,从而与传统社会拉开明显的距离。一套现代观念体系正是在这种叙述之中逐渐清晰, 形成了“现代性”的自觉。
这即是现代性话语的深刻意义。可是, 考察现代性话语的构成时, 有必要事先划分两种不同类别的现代社会发生学——“先发”的现代社会与“后发”的现代社会: “前者以英、美、法等国为典型个案。这些国家现代化早在16、17 世纪就开始起步; 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因素都源自本社会内部, 是其自身历史的绵延。后者包括德国、俄国、日本以及当今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大多迟至19 世纪才开始起步; 最初的诱因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④。中国的现代性显然属于第二个版本。迄今为止, 欧洲优越或者欧洲先行之类观点正在遭到愈来愈多的挑战——愈来愈多的人指出了欧洲现代化与殖民主义掠夺的关系⑤。这是西方现代性扩张的典型方式, 中国的巨大版图终于纳入了大炮的射程。凶狠的挑战惊醒了古老的帝国, 辫子、裹脚和大刀、符咒无法继续维系人们的信心。几经反复,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强大能量。然而, 他们的现代性想象、预期和规划不得不以第一类型现代化国家为蓝本。这时, 流行的现代性话语多半是借来的理论。如果改变一下萨义德式透视的方向, 人们可以看出, 这些现代性话语也为发展中国家建构了一个所谓的“西方”。从声光化电、奇技淫巧、船坚炮利到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西方的形象逐渐定型。驼鸟政策走到了尽头之后,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个合理的调节。因此, 现代性话语之中大量的西方概念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危机。正如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所言: “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 况西洋之学术骏骏而入中国, 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尽管王国维对于严复的翻译不无微辞, 他还是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描述了《天演论》出现之后的一时盛况: “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 比之佛典, 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 嗣是之后, ‘达尔文’、‘斯宾塞’之名, 腾于众人之口; ‘物竞天择’之语, 见于通俗之文”⑥。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理论家对于西方概念已经司空见惯。这些概念开始从各个方面主宰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感觉、形容和表述⑦。
近现代以来, 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并且成为其中的一个小小部落。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 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 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个意义上, 个人主义,自我, 启蒙, 国家与革命, 意识形态, 现实主义,大众, 人民性, 阶级, 主体, 民族文化——诸如此类与现代性话语有关的概念术语涌入文学理论, 相继成为论述文学的关键词。为了容纳这些概念术语, 有效地与西方对话, 文学理论不得不改变了传统的表述形式, 加大分析、思辨和抽象推导的分量。理论体系逐渐成为常规形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这是文学理论进入现代性话语的标志。也就是在这个时刻,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迅速地衰竭了。
通常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现今的不少理论家倾向于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存在一个潜在体系, 其中包括了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以及文学的基本解释。尽管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这个体系相当危险, 但是, 人们还是可以将“诗言志”视为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命题。这个开创性的命题提出之后, “志”逐渐演变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从献诗陈志, 赋诗言志到“思无邪”、“温柔敦厚”、“发乎情, 止乎礼义”, 儒家经典的很大一部分即是对于“志”的规范。《毛诗序》云: “先王以是经夫妇,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移风俗”。这与唐宋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遥相呼应。当然,“诗缘情”也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沧浪诗话》断言: “诗者, 吟咏情性也。”这似乎带有更多浪漫主义式的内心抒发。由于庄禅思想的影响, 不少诗人的内心体验玄妙难言, 品味精微。意境、滋味、炼字炼句均是这个命题的派生物。然而, 在许多正统的理论家看来, 如果“诗缘情”不是[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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