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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诗言志”, 那么, 各种佳辞妙句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文章不是游荡于青楼的落魄文人搬弄是非的游戏,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诗缘情”无法企及这个伟业。因此, “诗言志”或者“文以载道”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正宗, 并且与宇宙、自然、社会、历史的解释相互阐发。
现代性话语的迅猛冲击导致儒家经典的溃决。现代社会如同一个庞然大物生硬地塞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志”或者“道”所依存的理论系统突然丧失了阐释能力。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精神崛起之后, 新的宇宙观、社会观赫然登场。儒家经典无法继续对现实的重大问题发言,也无法给文学定位。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衰落的主要原因。洋枪洋炮面前, 平平仄仄的工稳对仗又有什么用? 蒸汽机、铁道和远洋轮船正在架设一个新的空间, “文以气为主”或者“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又证明了什么? 大机器生产驱走了诸如枯藤、落叶、斜峰夕阳、孤舟野渡这些农业文明的意象, 空灵悠远的小令和一唱三叹的古风嵌不进钢铁世界。文学还能做些什么? 新文学在崛起吗? 文学理论不能不感到惶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诗学、词学、文章学为主体, 这些知识处理不了现代性话语之中隐含的一系列复杂内涵。
理论的无能甚至引起了更为严厉的质疑: 文学理论是否有必要存在? 战乱频仍, 危机四伏, 国恨家愁, 广袤的大地甚至已经搁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然而, 一些人还在那里研究吟风弄月、模山范水的文字, 这究竟有什么用⑧ ? 释除这种质疑的唯一办法是, 重新证明文学理论具有不可代替的分量。换言之, 文学理论的意义是重新发现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更为具体地说, 发现文学对于大众觉悟所具有的意义。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是在这个时刻应声而出。梁启超指出,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他描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撼动人们意志的力量, 得出了“可爱哉小说! 可畏哉小说”的结论。因此,“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⑨。这不仅是孔子“兴、观、群、怨”之说的复活, 同时, 这是文学理论的历史性新生。梁启超证明, 文学提供的悲欢不是一己之情,文学产生的美感可以成为强大的社会动员。文学是一柄双刃剑, 可能是封闭社会的保守意识形态, 也可能是改革社会的利器。因此, 文学理论的使命即是, 把文学改造成现代社会的呐喊者。梁启超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这同时表明了文学理论向叙事文类的转移。
梁启超推崇小说, 无疑是以西方文学的社会声望为蓝本。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告诉人们:“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 其魁儒硕学, 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 及胸中所怀, 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 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⑩。当时, 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论证方式。无庸置疑, 西方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成功范例。西方中心主义是地缘政治运作的产物, 西方的引路人形象本身就是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前提。酒井直树清晰地揭示了现代性话语的“主要组织装置”: “从历史的角度看, ‘现代性’基本上是与它的历史先行者对立而言的;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 它与非现代, 或者更具体地说, 与非西方相对照”。“它排除了前现代西方与现代的非西方的同时共存之可能性”11 。这种排除的后果是压抑各个民族的独立精神创造, 从而将西方价值观念确立为各民族普遍遵从的标准——当然包括文学理论。然而, 至少在当时, 以维新为使命的理论家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可以从《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之中看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许多著名论文均毫无芥蒂地追随西方。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形成共识: 追随西方即是民族自强的当务之急。西方的意义甚至无须论证。在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周作人、蔡元培、钱玄同等人那里, 这已经成为论述之中自然而然的修辞。
当然, 并非没有人为本土的民族传统文化而担忧。从“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学衡派”到“新儒家”、“寻根文学”, 顽强地维护本土的民族传统文化始终是一脉不绝的声音。然而, 现代性话语的声势如此强大, 以至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同样惧怕被现代性所抛弃。他们的发言常常流露出矛盾的心情, 他们不得不把传统文化的挚爱压缩为一个曲折的主题: 这些传统文化是现代性的可贵资源, 可以巧妙地“转换”为有用的素材。儒家文化对于亚洲经济的贡献是不少人津津乐道的著名例证。可是,正如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中指出的那样: “区分古代和现代似乎总隐含论辩意味, 或者是一种冲突原则”; 现代性话语的“最深层使命”是“追随其与生俱来的通过断裂与危机来创造的意识”12。现代性话语强调的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非连续性。因此, 更多的时候,现代性话语制造的典型姿态常常占了上风: 抛弃传统的辎重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现代生活——这种“现代生活”通常已经暗中得到西方文化的示范。的确, 萨义德曾经对这种“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表示了愤怒: “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13然而, 必须看到的是, 这种“西方意识”已经不再依赖刺刀的强制推行, 甚至不再是一种诱骗的圈套, 而是“东方”业已自愿接收和承认的现代性想象。这时, 萨义德对于西方的愤怒有些焦点模糊——因为这才是民族的传统文化丧失基础的真正原因。
三
用“断裂”形容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向并非夸大其辞。无论是知识的形态还是概念、范畴、命题,《毛诗序》、《文赋》、《文心雕龙》、《艺概》以及一系列诗话、词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今的各种“文学概论”存在很大的距离。至少可以说, 中国文学理论的突变程度并不亚于现代诗或者现代小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半重妙悟而轻思辩。直观体察, 印象评点, 有感辄录, 三言两语,吉光片羽, 一得之见, 不屑长篇大论, 不可与不知者道也; 相反, 现今的“文学概论”架构复杂, 体系俨然, 众多命题背后隐藏了严密的逻辑之链。如此巨大的跨度为什么可能在短时期之内迅速完成?
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时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猛烈颠覆。胡适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与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无疑是一个激烈的开端。然而, 从揭竿而起的叛逆呼啸到新的理论模式确立, 新锐的勇气只能支持一时, 强大的知识后援才是稳固的理论基础。这个意义上, 现代性话语始终是中国文学理论的突变赖以完成的背景。
如果说, 一套专业的概念术语是一个学科的重要标志, 那么, 文学理论的一大批概念术语迅速转换显示了现代转向的激烈程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系统拥有悠久的历史积累: 温柔敦厚, 思无邪, 意象, 兴象, 文与质, 志, 道, 气, 赋, 比,兴, 风骨, 韵味, 滋味, 象外之象, 境, 趣, 格调, 性灵, 天籁, 形与神, 巧与拙, 虚与实, 情与景, 自然天成, 古与今, 美刺, 兴寄,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如此等等。这些概念组成了先秦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繁衍的生态。令人惊奇的是, 大约二三十年的时间, 这一套概念大面积地消失了。另一批文学理论概念全面地取而代之。时代, 国民性, 道德, 意识形态, 文学批评, 思想, 风格, 古典主义, 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个性, 内容, 形式, 题材, 主题, 游戏说, 劳动说, 大众, 人民性, 党性,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美学, 典型, 个性与共性, 个别与一般, 偶然与必然, 作品, 现实, 文本, 叙事, 抒情, 民族性, 人道主义, 人性, 美感, 真实性, 虚构, 想象, 结构, 无意识……尽管其中的某些概念存在了互译的可能, 但是, 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两套概念分别拥有各自的理论根系。自然的磨损或者少数理论家的思想探索无法解释如此大面积的转换——这一切毋宁说暗示了知识范式的转换。按照托马斯一库恩的著名观点, 特定的科学共同体通常接受某一个范式的统辖。范式“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14。可以看出, 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是完成现代性话语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同杜书瀛在《中国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序论》之中所说的那样:
由“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是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经济社会转换过程的一部分, 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因素。当古典文论中大力宣扬“文以载道”, 大谈“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关系等等时, 它从哲学基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到命题、范畴、概念、术语⋯⋯, 以及它所使用的一整套语码, 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范畴, 是“古典”思想的一个组成因子。但是, 到了梁启超谈“欲新民必先新小说”, 王国维谈《红楼梦》的悲剧意义时, 文论就开始跨进新时代的门槛了, 它们逐渐变成了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到了后来的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 再后来的朱光潜、周扬、蔡仪、胡风等等, 虽然理论倾向可能不同, 但都是“现代”的了, 他们的理论思想和做学问的学术范型, 是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15。
第二套概念术语绝大部分源于翻译, 这显然源于“西方”在现代性话语之中的优先地位。不仅如此,“西方”甚至提供了知识形态的楷模, 例如理论“体系”问题。尽管精通西方文化的钱钟书公然表示不屑所谓的“体系”16, 但是, 迄今许多人依然把“体系”的庞大与完备视为西方理论家的特殊能耐。诚如钱钟书所言, 过时的“体系”远不如精采的思想片断; 然而, “体系”依然是现今理论的内在诉求。其实, 与其追溯西方理论家擅长组织“体系”的传统, 不如考察现代性话语如何维护和支持这种传统。现代性话语包含了一套社会、历史的解释; 文学理论被纳入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整体, 并且与各个学科互动。因此, 文学的阐释时常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或者伦理道德联系起来, 相互衡量各自的位置。这即是“文学概论”不得不形成体系的重要原因。相当长的时间里, 人们并没有将“体系”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予以抵制; 很大意义上, 现代性话语的威信压抑了民族自尊的主题。
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大学制度的肯定——大学显然是现代性话语的另一个产物。1902 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设立“文学科”, 分为七门: 经学, 史学, 理学, 诸子学, 掌故学, 词章学, 外国语言文字学——文学知识仍为传统的“词章之学”; 1903 年, 修正之后的《奏定大学堂章程》重新公布, “文学科”包含了九门。“文学研究法”从属于“中国文学门科目”。根据科目略解,“文学研究法”内容庞杂。尽管其中包括文学与地理、世界考古、外交等关系, 但是, 音韵、训诂、词章、修辞、文体、文法等课程显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仍然充任主角17 。到了20 世纪20 年代初, 北京大学正式开设“文学概论”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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